［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3－0147－10 一、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说过：“‘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1]这一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说法现已成为人们对于1960年代以降文学理论走势的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在“语言学转向”的总体背景下经历了“形式转向”与“话语转向”两个阶段，前者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代表，而后者由林林总总的文化研究新潮唱主角。如果说前者的主旨在于研究语言形式本身的话，那么后者的要义则在于寻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的实际状况对于话语的构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它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更是深藏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可见话语是语言但又超越了语言，“话语转向”生成于“语言学转向”但最终对“语言学转向”实行了消解，这种超越和消解标志着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了历史主义。 依霍尔之见，话语途径或话语方法是构成主义的，它“感兴趣的是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有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的各种规则和实践”[2]。构成主义的方法论途径提供了这样一种理念：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是话语建构了意义，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植根于特定的语境和历史之中的，包含了许多实践性和体制化的因素。话语作为一种表征系统，它对于事物的这种历史性和实践性予以确认，并从而赋予事物以完整和确切的意义。因此事物的意义与其说是被语言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话语建构起来的。 关于这一问题，可以1970年代迅速兴起的“关键词批评”为例说明之：1976年，伯明翰学派的领军和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据威廉斯称，促使他在此书中进行相关研究的是这样一件事，他与曾在军队里一同服役的一个伙伴相隔数年后碰头，在聊到周遭新奇的世界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感到，周围的人们与自己讲的并不是同样的语言。虽然人们使用的是原来的语词，但他们的价值观及对于事物的评价不同了，在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某些普遍观念改变了，对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的认知也产生了差异。他觉得，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发展的重要过程：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视、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3]。这就触发了他关于“关键词”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关键词》一书的问世。随之“关键词批评”成为一种新颖的批评方法蔚然成风，大量标示“关键词”的著述纷纷问世，而其中几乎每一本著作都与文学理论不无关系。[4]1990年代中期“关键词”概念被引进中国，此后若干年来已成知识界、读书界普遍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人们几乎到了“言必称‘关键词’”的地步。[5] 关键词作为话语的重要形式之一，彰显了话语的构成主义特征，可以说建构事物的意义恰恰是“关键词批评”的胜场。而这一点，也为批评家们所重视，丹尼·卡瓦拉罗在研究“文化理论关键词”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事物并不是因为存在就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必须靠作为象征符号的话语来揭晓，他说：“任何物质形式都不可能拥有一个最终或者永恒的意义。事实上，随着它所属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改变，其含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这种说法如果适用于具体的实体，也就同样适用于抽象的概念。”譬如说“文化”、“社会”、“价值”、“社群”等概念，并不具适合所有场合的普遍性内涵，它们的意义一直如影随形地随着历史语境和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变，才是它们的本真。“此类观念并没有指向普遍性的范畴，毋宁说，它们把握住了特定语境中的意义，而意义取决于那些用来界定意义的象征符号。”[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瓦拉罗对“批判理论”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它“已经渗透了众多的学科领域，其主要论题已成为庞杂的阐释的对象，其自身的意义则总是可以跨越时空，得到重新界定”。在他看来，“批判理论”通常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历史的关联，该学派使用这一概念，意在通过自我批判的方法来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与当代文化的关系。而到了今天消费社会和大众时代，“批判理论”的用法已远非那么狭窄，自197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及其方法论激发了对一系列观念的彻底重估，包括意义、历史、权力、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等，而且有好几个学科领域和学说介入了这一过程，比如语言哲学、符号学、美学、表征理论、政治理论、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伦理学、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等。[7]而这一点对于语言可以传达确定意义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揭晓了任何概念所传达的意义都可能是暂时的，一旦时过境迁，概念的内涵则可能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其意义甚至会发生令人吃惊的变化。“批判理论”这一关键词跨越时空，不断得到重新界定的事实，正很好地例示了话语的建构性特征。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话语建构意义的过程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作用，它们作为大化流行的大背景、大气候，“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它们与世推移、因时而动的种种变化，都势必在话语的构成和实践中引起适时的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诸多学者关于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及其实践的论述，最终都不约而同地将推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最大功劳归诸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理论表现出一种强烈诉求，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制度化、体制化的层面上将话语视为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表征，并形成一种特定视角，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