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7）06—0020—04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契机与源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一文化研究形式本身的理论起点。这一理论起点就在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因此，相对于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来说，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就有了更深一层的追本溯源的意义。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雏形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英国正经历着文化的巨大变革，文化的中心从以文学为主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逐渐转向了以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广播剧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遭遇的挑战不言而喻。面对这一挑战，伯明翰学派之前的英国传统文化主义者如利维斯等人无一例外地表示要支持以文学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大众文化。他们指出，这种文化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崇高的人性在其中丧失殆尽。应该训练普通民众进行文学阅读，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受到精英文化的教化与熏陶，进而抵制大众文化的诱惑和侵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社会文化继续保持精英特色，不被大众文化腐蚀。这是文学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唯一正确的定位与出路。伯明翰学派继承了传统英国文化主义的思路，也希望通过强化文学社会功能的方法，抵制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冲击，挽救文学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趋于衰败的命运。不过，同英国传统文化主义者们不同，伯明翰学派并不一味强调文学对社会民众的精英教化功能，而认为应该将所谓的教化民众、训练民众进行阅读的活动转化成帮助民众进行阅读的活动。这一学派采取这样一种理论姿态同它的理论家大部分是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出身有着莫大的关系。基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这些理论家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同工人阶级和平民阶层保持着适度的亲和关系。这样，帮助民众寻找一种适合他们的阅读方法就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起点。以此为契机，伯明翰学派建构了自己的文学研究体系。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伯明翰学派为民众阅读文学文本设计了具体的阅读方案。伯明翰学派认为，阅读个体首先要设定好阅读的目标。文学文本阅读的目标就在于读解出文本内涵的社会、文化经验。这是民众有能力达到的。要读解出文本内涵的社会文化经验，就需要阅读主体结合个体的社会生活体验，尽可能无偏见地对文本进行总体阅读，以达到“对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的完整判断”。[1](p45) 当然，这样一种阅读是有技巧的。这种阅读技巧并不会天生得来，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与训练：“阅读严肃文学需要训练。一个‘天生的，读者就像幻想有一个‘天生的’作者一样：没有这样的人。”[1](p8) 这种阅读叫做“成熟阅读”，也叫“价值阅读”。后来，伯明翰学派逐渐发现，文学的传播过程很复杂。它不仅包括阅读环节，还包括创作环节和作品环节。仅仅为民众设计一种合适的阅读方案并不一定能强化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文本对于文学功能的发挥也很重要。于是，在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伯明翰学派就将注意力放到文学文本上来了。不过，与传统文学研究仅注重研究文学文本的内涵，或是仅注重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不同，伯明翰学派对文学文本的考察集中在这两者的结合体上。它将这种结合体称为一种“感觉结构”。伯明翰学派的代表理论家威廉斯解释说，“感觉结构”的“感觉”是指人们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生活的总体经验，即“人类整个的、统一的生活”[2](p116)。作为人们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生活的总体经验，“感觉”需要被社会个体意识和交流。因此它一般要以物化的形式出现。这种物化形式通常与“感觉”是一体的。一者的变化就会引起另一者的变化。就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而言，其“感觉”的物化形式就是语言。“感觉”与语言的结合体总是潜藏在文本的具体内容之后，构成决定整个文本内容的基础模式。这样，按照结构主义的观念，这一“感觉”与语言的结合体就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文本的潜在结构，可以被称为“感觉结构”。鉴于“感觉结构”的种种特点，威廉斯认为，文学要在当代生活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拥有当代的“感觉结构”。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形式充分地表达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才能够合理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么，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文学是否拥有这样一种感觉结构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在第三阶段，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发现最适合承载当代社会生活“感觉结构”的是电影。这样，电影是否属于文学就构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其答案直接决定了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定位和它发挥功能的余地。经过考察，伯明翰学派发现，电影并不属于文学，因为电影与文学拥有不同的“感觉结构”。电影虽然同文学一样内涵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但它的载体是声音、影像综合在一起的媒介技术，而文学的载体则是简单的书写性语言。对于当代日益复杂的社会来说，综合性的媒介技术显然比简单的书写性语言更适合表达其生活经验。所以，相对于文学来说，电影更适合承载当代社会生活的“感觉结构”。因此，在当代社会，文化的中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从以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形式转向了以电影为代表的传媒文化形式。文学既然已经退出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它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对社会生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社会功能的削弱、文学本身的衰落实际上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文学已经退出了社会文化的中心，那么对于深入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社会文化来说，文学研究显然没有传媒文化研究重要。随着这一研究结论的得出，伯明翰学派的整个研究方向发生了质的转变。它开始从以解释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逐渐转向了以分析各种传媒文化形式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当代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格莱默·特纳描述说：文化研究表现为“从对文学研究的分析草案走向对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如音乐、报纸、杂志、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分析”[3](p107)。 在对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虽然这一研究的中心是文学，但文化研究的影子却若隐若现。实际上，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其文化研究已见雏形： 首先，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为文化研究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文化概念的探讨；其二是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无论是对文化概念的探讨还是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实际上都基于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而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明确探讨了文化的本质。从伯明翰学派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和对电影的分析可以看出，就某个特定角度而言，文学的本质和电影的本质都在于它们拥有“感觉结构”。而文学与电影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某种表现形式。因此，“感觉结构”实际就是文化的本质。通过对“感觉结构”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伯明翰学派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确定了文化的定义。如前所述，“感觉结构”是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与某种特定物质载体的结合体。这种特定的物质载体通常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能够使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被人们意识和交流。可见，“感觉结构”具有社会性、载体性与交流性。因此，文化也具有同样的三个特点。伯明翰学派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将文化的三个特点加以理论的具体化，进而得到了文化的定义。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在，文化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文化的载体性表现在，文化用物质生产过程来承载社会关系；文化的交流性表现在，文化作为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意义，在社会个体之间进行意义的交流。因此，文化就是“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4](p62)。也就是说，文化是一种介入了社会生活、能够发挥社会功用的“意义领域”。在确定了文化的定义之后，伯明翰学派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又生发出了通俗文化研究。文化的定义显示出，仅仅从理论层面来认识文化是不行的。理论上的文化一定要与当代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才能获得其价值。沿着这一理论逻辑，伯明翰学派将目标锁定在当代社会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通俗文化身上，并对多种通俗文化现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可以看到，从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到对文化概念的探讨再到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这条线索的出发点和起点就是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而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已经完成了。我们因此可以说，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为文化研究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