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1（2007）12—0014—14 德里达是一个争议颇大的思想家：对于拥戴者来说，他是一个知识无比深厚、思想博大精深的后现代启示大师；而对于反对者来说，他却是一个毁坏传统以及正统观念的恶魔。如此两极形象汇集于一个人身上，前有苏格拉底，后来者就是德里达了。而德里达本人也爱经常谈论苏格拉底，他的名篇《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①，那一定是深有切身体会才能写下的文字。文字与毒药，谁能解其中味呢？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对所有问题的思考，目光所及，几乎就是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尽收眼底。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本书，全部打开于面前的形而上学大典。就像苏格拉底在夕阳西下时，面对那杯药酒，他要畅怀痛饮。理解德里达，不再是把他看成仅仅是后结构主义的一员，一个后现代思想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诸神之一，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启者，一个一直指向未来的人。 一、尼采、德里达：谁是后现代的真正开启者？ 哈贝马斯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把尼采作为转折性的标志，现代思想史从尼采这里步入后现代。这是一个大胆惊人的观点。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尼采进入现代性话语，整个讨论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理性先被当作息事宁人的自我认识，接着又被认为是积极的习得，最终还被看作是补偿性的回忆，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了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并且可以依靠自身的动力克服现代性的分裂。然而，努力按照启蒙辩证法纲领设计理性概念，三次均以失败告终。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尼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做一次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启蒙法纲领。”②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选择了后者，他放弃对理性概念再做修正，彻底告别了启蒙辩证法。 现代思想的转折从尼采这里开始，这是大多数现代思想家认同的说法，但转向何处、何以转折则说法不同。只有哈贝马斯一下子把尼采推到一个最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那是从现代转向后现代的历史大转折，是告别西方已经根深蒂固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的断然绝情的做法。尼采要抛弃历史理性，去寻求理性的他者。在哈贝马斯看来，尼采于1870年写下的《悲剧的诞生》一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变成了现代性的‘开山之作’”③。其意义就在于，尼采转向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尼采明确地要用审美来替代哲学，世界只能被证明为审美现象。尽管德国的浪漫派，从黑格尔、谢林、费希特、施莱格尔也都尊崇艺术，都寻求把艺术审美作为哲学的最高境界，甚至在谢林那里，艺术还不只是哲学工具，而是哲学的目的。但是，浪漫派试图尽最大努力去调和迷狂的酒神和救世主基督，浪漫派的弥赛亚主义的目的是要更新西方而非告别西方。尼采当然也一度信奉这种浪漫派的理想，他迷恋瓦格纳的音乐就可看出这一点。瓦格纳一直怀着浪漫派的理想，把酒神精神与基督精神调和起来，尼采后来厌弃瓦格纳正在于此。尼采要寻求的是彻底离开西方，不再试图从西方理性主义内部找到自我更新的依据。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从尼采开始，现代性批判第一次不再坚持其解放内涵，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直接面对理性的他者。④ 这个理性的他者，就是以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展现的富有创造性激情的艺术审美世界。哈贝马斯写道： 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在两条路线上被发扬光大。怀疑主义科学家试图用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方法来揭示权力意志的反常化、反动力量的抵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兴起等等，就此而言，巴塔耶、拉康、福柯堪称是尼采的追随者；比较内行的形而上学批判者则采用一种特殊的知识，把主体哲学的形成一直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可谓步了尼采的后尘。⑤ 哈贝马斯这段话，堪称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刻明晰地揭示出现代向后现代转折的历史路线图。而且他也非常清晰地在巴塔耶、拉康、福柯与海德格尔、德里达之间作出了辨析区分。 意识到尼采与德国浪漫派的根本区别，以及把尼采确定为后现代的转折标志，这种观点只有哈贝马斯才能提出。因为，哈贝马斯是德国浪漫派的嫡系传人，他想完成的正是德国浪漫派未竟的事业，这一事业因为尼采和海德格尔而中断。在哈贝马斯所开列的尼采的两个后继路线图谱中，奇怪的是没有将本雅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列入其中。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们或许还无法在历史的主导路线上接通尼采的脉络。哈贝马斯是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对尼采的启蒙批判的进一步激进化来解释的。对于尼采来说，启蒙理性与权力的结合构成了现代性的强大压迫，因而尼采要寻求审美批判，他赞扬瞬间，颂扬动力，推崇现实性和新颖性，洋溢着对当下断裂的无限渴望。就此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那本影响卓著的《启蒙辩证法》中⑥，算是全盘继承了尼采的信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性的理性成就几乎视而不见，他们看到的是理性构成的压迫机制。在他们看来，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⑦ 启蒙原来信赖于人的自我意识醒觉的推动，但这种推动的后果却是理性的力量无限度膨胀，理性只以合目的的方式控制自然也压抑自我，理性自身的完善化就是使其成为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原本寄望于艺术审美可以带来对理性的纠偏，但随着资本主义娱乐工业的兴起，一切艺术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排斥，艺术也不再具有批判性的能力。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及文化现代性的批判既彻底又悲观。哈贝马斯说，在他们的批判中，理性失去了“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⑧ 正是因为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未能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确立并被工具化了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哈贝马斯要重新接通现代理性主义的命脉。在他看来，推动科学以及科学的自我反思可以产生出不断超越技术知识革新的理论动力；法律和道德的普遍主义基础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意志结构以及个体主义认同模式中都可以有效地体现；尽管这种体现有时受到扭曲，也并不完整，但宪政民主程序可以不断给予纠正。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相信审美经验的创造性和冲击力，它们可以给主体性提供摆脱目的行为命令和日常知觉惯例的解放力量；这些审美经验体现在先锋派艺术作品中，体现在艺术批评话语中，在自我实现所特有的革命价值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启示功能。⑨ 总之，基于科学、法律和道德以及审美经验三方面的现代理性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建构起一种和谐的交往理性秩序，从而保障西方的现代性可以达到自我完善地步。哈贝马斯显然是调和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看到尼采预示的历史断裂所带来的深刻困境，以及尼采及其追随者所做的理性批判的不断激进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