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拥有悠久而璀灿的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五十年对它不过一瞬间。然而，当代文学这一瞬间的历史道路，又崎岖又悲壮，又坎坷又辉煌。认识它把握它有着多样的切入点和孔道，我想从“人学”这一文学命题走进它的堂奥，寻觅文学五十年的历史变迁与得失。 文学的发展过程与对人、人性的认识过程是相生相伴的。文学史从特定意义说，它是描写人、认识人和发现人的历史。而且作家这一天职与“认识你自己”的人类使命紧密相联。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说：“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叙述人的认识自我与实现自我的过程，文学比起其它人文社科门类承担着更为艰难的使命。“人的文学”与“人学”的概念，在这里无须多作阐述，前者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主张，后者则是高尔基的提议，把文学叫作“人学”。一中一洋，意思虽有差别，然而就其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描写中心，艺术地透视人和塑造人，二者又是相通的。正如苏珊·朗格说的，“艺术无处不是人的标志”。人的生命境界有多么广阔，人的文学就有多么广阔。 “五四”运动萌发的“人的文学”意识，在历史河川中分为三条渠道流动着，它就是文学中的人性、人道的意识，阶级的意识与民族的意识。这三种意识并不对立排斥而是互补相通的，可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复杂历史背景，以及随后出现的左的思想影响，文学中的阶级意识日趋斥拒人性和人道精神。尤其“文革”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遮蔽一切，“人的文学”已经成为不得逾越的禁区。直到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人的文学”意识，十年浩劫的非人性与反人道，激荡起巨大的把人当做人的浪潮。 2 如何认识和评估十七年文学，乃是五十年文学历史最为复杂和艰难的一个段落。尤其从人学考察十七年文学，其湍流险滩也就更多了。它首先遭遇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十七年文学有没有“人学”意识，有没有人性和人道精神？有的甚至认为，当代文学人的认识与发现是从新时期伤痕、反思文学开始，此前不存在“人学”，作家完全失落了主体精神。我认为十七年文学虽然没有发生大的“人学”浪潮，但不能否定有一个或隐或显、或起或伏的脉流。纵观十七年文学，有一个现象引人瞩目，这就是从开国初期《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洼地上的“战役”》，到五十年代中期《小巷深处》《红豆》《在悬崖上》《美丽》，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百合花》《来访者》《达吉和她的父亲》《英雄的乐章》《归家》等，它们从人物底蕴、思想主题各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它们出世都曾遭受不公正的政治批判，但在冷峻批判声浪中，反而折射出一条若隐若现的从未断绝的人学脉流。令人惊喜的是，在“文革”前夕面世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海瑞之死》等历史作品，塑造了一组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历史人物形象。这，是不是多少表达了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尊严和抗争？这抗争之音是微弱的，但在那沉重扼制下，作家依然创造如此清正挺立、刚直不阿的艺术形象，应该说给十七年人学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十七年文学中比较真实丰满、蕴含人学意味的人物形象，主要聚拢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之中。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也往往点燃起艺术的圣火，古代战争史诗揭开了文学历史光辉的一页。战争胜利的喜悦，使新中国文学初期轻忽历史的反思，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和“站起来了”的人民，使文学沉浸于革命颂、英雄颂和新人新事新天地的颂歌浪潮。如《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六十年变迁》《三家巷》《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岩》等缅怀先烈、战争英雄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同于当时的现实题材或“写中心”的作品。相对而言，它们少了一些政治、政策性的制约，多了一点作家真实自我、自由驰骋的天地。这类英雄形象，虽未充分关注人和人性复杂性以及多侧面的剖析，但其人物形象所涵纳的怎样做人、做什么样人的人生价值观，曾经哺育了几代人的成长。还有像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站立起来的赵玉林（《暴风骤雨》），那种觉醒了的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意识；像梁生宝（《创业史》）那种为改变农村穷困而艰苦奋斗的创业意识，他们作为新人的特质，表现了不同于以往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的新特征，文学史对于这样的作品怎能鄙之弃之不顾？ 还有一类小说人物，虽然其量不多，但在认识人和人性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们有别于上面提到的小说，打破颂歌的笼罩，以批判的眼光突入变异的人性。《铁木前传》是孙犁也是十七年一篇最好的中篇小说。它所描绘的铁匠和木匠情同手足的历史友谊的破裂，他们儿女亲事的破碎，在友情、亲事的双双失落中，这篇作品在当代文学中较早召唤人性的复归。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刘世吾，与梁健（《在和平的日子里》）同属于当代文学较早的基层官员形象，作家从这类进城之后的官员身上发现了人性异化现象。刘世吾并不满意“就那么回事”的平庸，但病根在哪里的答案，却是小说里那位有理想而又深感痛苦和失落的赵慧文对林震说出来的，“人与人之间需要热情”。意思是说，充塞冷淡麻木的现实生活，多么需要人的沟通与人性的温馨啊。李国文的《改选》，在一场工会选举中触摸了人的尊严、尊重和公众亟须民主的问题。好人老郝的悲剧命运，昭示了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上面这几类小说，不止是提到的几篇，列举它们只是作为一个标明，十七年文学依然存在“人学”的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我赞成给予新时期文学高度的评价，但不能同意对十七年文学评估过低或简单化的否定。新时期那些灌注人性解剖的、揭露权势、金钱欲望扭变人的作品，不能轻略了它们与十七年文学某些特征有一种连接点，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延续和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