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105—07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之后，主要是从第二代开始进行理论体系上的建构。所罗门说：“恩格斯逝世不久，马克思主义让人们开始认识到它对一些主要的知识学科有着影响。它主要表现在社会学探讨方面，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领域，当然也影响着‘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正处于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流派，而马克思主义著作本身则成了流派发展的主题。”[1](P77) 从第二代的建构开始，马克思主义就被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第二代理论家在开始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历史学、人类学这些学科上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在此同时，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探讨。其中，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茨·梅林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中具有突出成就。本文仅就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考作一些分析研究，希望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有所助益。 梅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作家的政治身份与创作身份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文学理论，是因为它需要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建设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文学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学家、艺术家与工人是不同的职业分工，在其社会身份等级序列中，文学艺术家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附庸，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相对立。但资本主义的压迫，也会产生反映反抗社会压迫的工人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产生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文学艺术家。作家、艺术家的政治身份超越了其职业分工的工作分类，而以代表哪个阶级，宣扬什么意识形态思想，作为其政治身份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欢迎作家、艺术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2](P591) 他还对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卡尔·莱辛“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表示由衷高兴[2](P589—590)。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几个与社会主义文学相关的作家，梅林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研究，写了《社会主义抒情诗》一文。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社会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较早论述。他所论述的赫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和海涅这三位诗人，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但是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特别是马克思和拉萨尔，有着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这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无影响”[3](P205)，这使他们创作出第一批社会主义的抒情诗。从政治身份来看，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但他们却可以写出一些社会主义的抒情诗。这种现象是早期社会主义文学中特有的。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有一些作家、艺术家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先声。而这些作家、艺术家基本上是从统治阶级的营垒走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恩格斯说：“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4](P373) 赫尔维格是一个在政治、生活、文学创作上都极为复杂的诗人。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复杂性的表现。他很早就表现出了诗人卓越的才华，1841年出版的诗集《生者的歌》，在梅林看来，“诗的形式非常优美，在‘青年德意志’派在美学上造成的荒芜之后又重新和古典传统联结起来了”，“集中那些精巧的、形式完美的十四行诗里，有不少德国诗歌的真正珠玉”[3](P207)。他在25岁时和24岁的马克思成为要好的朋友，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公开承认“忠于党的旗帜”，写下了歌颂党的战歌，说“只希望党来为他编织桂冠”。1863年，他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写了一首会歌，其中广为传颂的是： 劳动者，醒来吧！ 认清你自己的力量！ 你强壮的胳膊只要一停， 所有的车轮就不会滚动。 梅林说：“归根结底就是这一首诗确立了他在社会主义抒情诗中的永久性地位。”[3](P218) 但是，他并不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他娶了一个女富豪为妻，在生活上依赖妻子，“看样子，由于他妻子有钱，允许他沉湎于巴黎的生活，他也就恣意作乐，纵欲无度”[3](P215)，渐渐远离了工人运动。参加了一段时期的工人斗争后又脱离了工人队伍，这是赫尔维格作为诗人参加工人运动之路。对此，梅林没有求全责备，而是对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歌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对他曾经有为党作颂歌的自觉性充分肯定。对于他此后的远离工人队伍，梅林以马克思对赫尔维格的态度，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据。他说：“马克思对真正的诗人总是非常喜爱的，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写诗的天才，或许正因为他自己没有写诗的天赋，才是他始终都非常喜欢诗人的缘故吧。他少年时代曾经想搞诗歌创作，争取一顶诗人的桂冠，虽然没有得到，但他对诗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微小的疵瑕颇为宽宏大量。他认为诗人都是些古怪的人，应该让他们自行其是，不能用平常人或者甚至用非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一旦他们歌唱，那他们就想得到恭维；对他们不能作严厉的批评。”[3](P215—216) 梅林也许不一定完全理解清楚马克思对诗人的看法，但对于像赫尔维格这样的诗人，对他们参加工人运动的成绩，一律给予肯定，而对于他们远离工人斗争的行为也并不加以声讨。这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也许是一种适宜的态度。 弗莱里格拉特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诗人。他一直生活贫困，许多时候在商店作店员，以打工为生。但他的诗作影响较大，成名以后，普鲁士国王又给他一笔小额年金，使他衣食无忧地从事创作，在莱茵河畔过着浪漫的诗人生活。早年和后来生活地位的变化，使他在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中的个人站位也发生着变化。正如梅林所说：“作为革命诗人，作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完全是靠自己起来的。”[3](P222)“完全是靠自己起来的”一语，主要是指诗人底层贫困的生活，使他倾向革命，但是又没有完善的受教育条件，没有能够接受当时政治和哲学的先进思想，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自发的革命冲动使他早年的诗歌，成为恩格斯所批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恩格斯说，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这怎么办》这首诗中，革命就是皇家部队“更换衣服的玩笑”，“这一切进行得这样迅速，这样顺利，以致‘无产者大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能在这全部过程中连一袋烟都来不及抽完。必须承认，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像在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脑子里完成得那么愉快和从容不迫。”[4](P678—679) 终其一生，可能弗莱里格拉特都没有能够树立起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他的诗歌一直反对对统治阶级的顺从，反对顺从现存社会制度，在客观上抒发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唤，但是，梅林认为，他却“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思想框架”[3](P224)。在马克思的影响下，1848年，诗人加入了共产主义同盟，并且成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在《莱茵报》发表了一些无产阶级的诗歌。当时马克思还称弗莱里格拉特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5](P474)。但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时，在19世纪50年代，弗莱里格拉特又脱离了共产主义同盟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晚年，其为人和为文，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