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6-0016-05 一 无可否认，我们处在一个散文（包括随笔杂文）相当繁荣的时代，散文已经取代小说诗歌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有社会影响的文体。但同样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与繁荣的散文创作相比，当代散文研究相当贫乏。无论单篇论文还是研究专著，其数量根本无法与小说研究相比，没有相当数量支撑的研究，其质量也相对低下。近年具有影响的散文研究评论著作，根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大概首推林贤治的现代散文50年和庄周的《齐人物论》中的散文部分。这两本著作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在学院派的圈子里，则喻大翔的学者散文研究，王尧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袁勇麟的《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等等，都具有一定影响。当然，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还有很多，无法一一例举。从这些著作中看到的对散文的认识，大体沿类型化的思路展开：根据作者身份（比如学者散文、女性散文之类）、题材（比如游记、记事，记人之类）、审美风格（比如文化散文、美文、大散文之类）的不同，而展开不同类型的分析研究。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又形成某一类型散文的历史考察或某一散文作家的历史研究。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缺乏一个能对散文达成相当共识的理论背景，或者说缺乏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散文研究的方法论。这样就使得散文研究始终局限在对散文自身的清理、梳理和个案分析当中，无法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从而对整个文化生产乃至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类似曾国藩对桐城派散文的总结归纳，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总结归纳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在我们今天的散文研究中是很罕见的。林贤治的散文研究之所以能产生较广泛的影响，是因为林贤治极其鲜明的批判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表达；而庄周的散文评论，则因其不落窠臼，尖锐而又才情横溢的批评风格得到读者高度认同所致。但无可否认，上述两家的研究批评，也没有就散文的根本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特殊见解。 二 散文研究的理论贫乏，缘于以下几个原因： 1.直观地看，散文样式（体裁）的无限丰富多样性，使得理论归纳成为难题。一般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是对对象作分类分析，在分析基础上形成综合从而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散文研究在开始分类时就会遇到巨大障碍。比如随笔和散文的区分，文艺性散文和政治性散文（政论）的区分，抒情性散文和记事性散文的区分，实用性散文和审美性散文的区分，现代以来，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清理，更没有达成共识。“五四”时代，罗家伦的文学观中有所谓“闭关时代”的“华夷文学”，“兵工时代”的“策士文学”，“政法路矿时代”的“逻辑文学”和“文化运动时代”的“国语文学”[1]之分，他所谓的“华夷文学”，既包含诗词歌赋，也包括其他类型的文章，只要表达“尊华攘夷”的思想意识的文字，都在这个文学的范畴内。而“策士文学”主要是指洋务运动时代各种讨论富强问题的奏议、对策、呼告等文字，“逻辑文学”主要是指章士钊、梁启超等人的政论，至于“国语文学”，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五四新文学。由罗家伦对文学的理解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所谓文学，其实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并不仅限于诗词歌赋和说部（小说）菊部（戏曲）这样的“纯文学”范围。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广义的散文。罗家伦如此分析，也只能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那就是文学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有不同的散文，如此而已。历史性的梳理，并不能解决散文研究的理论问题。 2.同样的道理，散文在内容上的无限多样性，使它很难形成某种统一的审美风格和艺术标准。桐城派散文之所以能被曾国藩归纳总结出一套法则，是因为桐城散文具有内容上的共同性特点，即符合儒家意识形态所确定的艺术标准。而“五四”以后，这种统一的标准失去了，散文的立意和情感无限多样、复杂，使得散文的理论标准难以形成。“五四”之后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从思想层面看，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无政府主义的盛行，既有自由主义，也有民族主义；从文学上说，既有欧洲近代以来的种种文学思潮与作品的涌入，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既有精英文学的变迁发展，更有大众文学的繁荣。正是在这样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下，散文创作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这样的散文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的。只有当意识形态钳制导致散文创作走向单一化后，才会出现比较清晰的散文创作标准，最典型的当然是上世纪中叶以杨朔、秦牧等人为代表的模式化“歌德”散文。 3.上述两方面的复杂性，进而导致散文批评在现代社会的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不能成为主流话语。我们看欧洲文学史就很清楚，文艺复兴以来，虽然散文名家辈出，但在文学史中散文很少得到充分的叙述评价，文学史叙事的主流始终是诗歌、戏剧和小说。中国现代散文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散文创作蔚为大观，但它好像不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战略意义。在许多读者和批评家眼中，散文是无足轻重的次要文体，它无法也不应该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主导地位。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其历史叙事和价值评判中，同样没有对散文给予充分的注意和足够的评价。周作人和鲁迅都承认在中国现代新文学中，以散文的成绩最大。但恰好是散文，得到的关注和肯定最少，而优秀散文家被批判否定的倒成了最多。当代文学史叙事仍然如此，散文继续处于陪衬地位。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左右读者的阅读选择，才导致现在的出版社不得不把像《马桥词典》和《暗示》这样的优秀的散文作品，冠以长篇小说的名目出版，他们的理由显然是，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同，几十万字的长篇作品而冠以散文的名目，显然不是读者所期待的东西。 4.更深一层看，现代散文在理论视野中的无名和失重状态，是由它在整个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卢卡契曾说：“小说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史诗。”[2](P175-176)耿占春针对这个问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叙事？》一文中深入讨论了小说叙事这种艺术形式与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同构关系；他认为小说叙事“基本上可以视为与市民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力与矛盾一起成长的叙事文体。”[3]资本主义体系（现代性）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小说叙事模式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小说批评的理论也随之形成了具有递进关系的理论批评模式。在小说研究中，我们具有极其丰富的批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欧洲小说理论自从19世纪中叶逐渐发达以来，形成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心理分析——意识流等等批评方法，诗歌则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新批评等等。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他都会程度不同地使用这些方法去分析批评作品，他的思维总会受到这些方法论的制约和影响。绝大多数文学理论预设的基本问题是：真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关系，作家内心世界与作品世界的关系，文本（文字符号）意义的分析与界定，几乎所有研究都是以说明这些关系为目的的。人们所以要努力去说明这些关系，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需要建构一个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世界”。建构这样一个叙事的外部“世界”，在不同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支持或指导；在这个新“世界”中活动的人，他的感觉、他的内心感情、他的世界观，同样也需要某种批评范式给予指引、激励、批评、定型。换句话说，现代文学理论，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正是因为满足或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需要，现代小说和诗歌才获得了如此之高的社会思想地位。这是小说和诗歌理论发达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