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纳入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研究语境中，纳入对于文学理论当下建构的反思性视野之中，诚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此之前，如何在本土性视野中辩证地而非僵化地、复杂地而非简单地、历史地而非静止地认识和阐释所被纳入所谓对象及其“异质性”，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性课题。否则，思维方式的僵化将指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质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性”，甚至指责什么文艺学“西马化”倾向的危害；简单化将流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伪同一性的障目一叶；静止化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选择性失明。由此带来理论上的削足适履与批评上的话语暴力的危险自不待言。如果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性、历史性思考和阐释视为一种“异质性”，那么恰恰是“异质性”构成其理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性根基，构成其在中国语境中阐释并且与中国语境具有相似结构因素和动力条件的基础；彻底地有效地将“异质性”分离出去，视之为更有效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前提，或者赋之以拯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效果和理论普适性的使命，既背离了反思对象本身，也远离了理论反思本身，与曾经的“西马非马”之类的命题可谓异曲同工。就此而言，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具有现实必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历史效果构成了其于20世纪深远影响的重要根源，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效果，所指向的是其理论有效性问题，这既可以看作思潮本身的自我回顾，也可以视为对于其理论历史效果的批判性审视，对于伪同一性的警惕即为其应有之意。哈贝马斯早在1984年“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研讨会上就对“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指称的虚假同一性提出批评，认为除了短暂的美国流亡期之外，它并不指向一个抽象的同一的所指，拒绝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伪同一性并非否定其理论上的亲和性，而是要对学派的深度复杂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对此国内学者如曹卫东等也有清晰的思考。应该说，哈贝马斯的思考无论对于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研究还是理论家个案研究中来说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启示性，学界对此已有所认识但未达成共识。比如大众文化批判这一术语就不再简单套用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①，而关于卢卡奇的认识却还停留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套子中，仿佛卢卡奇既不存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之分，也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卢卡奇与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青年卢卡奇之分，不存在意识形态强制语境的策略性话语与自我批评的真实性话语之分。一个抹去历史性和内在差异性的卢卡奇，其人被阐释为同一性对象，其书被阐释为一系列同质性文本，其思想遗产面临着“改写马克思文本”、“泛化马克思意识形态”等简单化指控。揭开伪同一性的表象，露出的将是“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屹立着一位总是正确的马克思”② 这一传统教科书僵化思维模式的不散阴魂，时不时游荡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话语的研究与评价中。 如果说可以姑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内在差异性、多元性远大于同一性和统一性的整体；如果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其内在的亲和性，那么与其大而化之地概括为同一的“非马克思主义”“异质性”，倒不如更准确地指认其重新阐释马克思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逻辑架构；进一步说，这一逻辑架构建基于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阐释模式以及资本主义观察模式的双重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起点和现实意向之中。笼统批评将卢卡奇与阿多诺共同背离了马克思实践主体论正是无视具体性和和历史性而追求伪同一性的具体表现。事实上，阿多诺怀疑理性、抛弃主体之说早在哈贝马斯那里就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但否定辩证法对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并非以对于主体范畴的抛弃为前提，而是通过建立主客体之间平等的星丛式关系以打破理性同一性的辖制，“它是对主体还原的纠正，而非对主体维度的否定”③，由此阿多诺批评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客体维度的遗忘，其实质是以客体维度以及主客体的平等批判经由《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意识走向历史辩证法主体维度以及主体之间的平等，而对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卢卡奇来说，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康德式的韦伯。但无论如何，一个强调星丛式主客体关系，一个强调作为主客体统一体的无产阶级主体，那么批评他们的理论话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范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某种预设的批评立场之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否则，又怎么可能对于青年卢卡奇明确批判的“类似对圣经进行训诂的学究式研究来注释经典著作”④ 视而不见？ 脱离了“正确的时间性”⑤ 的客观性只能是客观化了的主观性，同样，无视历史性的“异质性”也不得不成为理论暴力下的虚假普遍性。与哈贝马斯对于伪同一性的警惕不同，霍耐特对于学派历史效果的反思着眼于跨文化的异质性问题，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理论话语，其思考指向欧洲的历史进程，仅以欧洲思想家为理论依托，且将欧洲视为世界的全部，因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化的异质性存在，由此霍耐特进一步质疑批判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接受的有效性。⑥ 虽然霍耐特的质疑依然难逃某种中心主义的阴影，但相隔二十余年的历史效果反思强调理论内部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强调理论本身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以及对于批判理论自身的文化异质性的反思清醒而理性。霍耐特反思的意义并不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适性如何获致，而在于它既事实性地明确自己理论的现实土壤和现实所指，又价值论地看到理论内在的致思路径和逻辑行程。异质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异质性，抽象的异质性只不过是某种永远正确的观念和尺度的牺牲品，而将“异质性”事实判断直接等价于价值判断更不是对于事实本身的澄清，而毋宁说是在某种隐蔽的价值论基座之上给事实判断摆出非事实性的姿态而已。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提醒对于诸如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理论的异质性等同于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警惕，而这一逻辑就曾以“西马非马”的命题较早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