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作为国家在文艺保护和发展领域实行的一整套制度化、理念化和行为化的政治主张，是政策主体用以调节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杠杆，是国家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的基本体现和主要载体。普京执政以来，面对苏联解体后特别是叶利钦时代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为整合社会思想、提振民族精神、遏制道德滑坡、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将俄罗斯传统价值和现代性追求合二为一，提出了以“新俄罗斯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战略。在这一战略实施中，俄罗斯政府借助东正教复兴的社会趋势，通过立法规划、教育宣传、战略外交等方式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文艺政策，经过文化市场资本运作和文艺界参与的推波助澜，将东正教中蕴含的帝国崇拜、聚议共同、人道主义等核心文艺精神与意识形态重建诉求相融合，成为俄罗斯精神重建、道德净化和审美重构的重要力量之一。 叶利钦时代政治格局、社会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激烈震荡造成了俄罗斯民众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的深刻矛盾、困惑和危机。“广泛存在的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等‘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和‘政府病’现象，造成国家形象和政府信任的双重危机。俄罗斯的社会意识领域呈现出一种精神迷惘的状态，以至于俄罗斯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社会改革基本道路抉择的问题上，陷入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李景阳1-2)。这种意识形态真空造成的危机在大众意识中表现为一种“对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的丧失”，暴露出爱国主义淡漠、理想信念丧失、道德滑坡严重、主流文化式微等社会问题和病症。据2001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制定的《俄罗斯联邦2001-2005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显示：传统精神价值贬值对国内居民大多数社会集团和年龄层次的人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形成爱国主义最重要因素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教育在对人的培养方面的意义急剧下降。社会正在失去传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意识，冷漠无情、利己主义、不知羞耻、无端的攻击性行为、对国家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不尊重，正在社会意识中广为扩散。①意识形态的空洞在文艺领域集中体现为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严肃文学陷入低潮，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商业文化潮流严重冲击本土文化，高雅、严肃的影视、音乐等艺术作品鲜有人问津，“艺术作品中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讽刺性模拟、享乐主义、娱乐因素明显增强，轻松的题材和体裁、风格‘秀’、色情表演和恐怖大行其道。原先被禁的得到解禁，恐怖和暴力变成游戏、情欲编入引人入胜的场景之中，戏剧‘秀’则与博彩业捆绑在一起”(贝文力34)。严肃文学和经典文学的刊物数量骤减，相关的出版机构及文化事业单位惨淡经营；因工资待遇不高，文艺工作者艰苦度日。乌兰诺娃的境遇便是一例，这位曾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芭蕾艺术的象征和骄傲，在转型时期只能靠变卖家产来维持生活和支付医疗费用。② 面对俄罗斯精神的整体萎缩和困顿，在俄国具有近千年精神统治传统的东正教悄然复兴，它不仅以国家统一、国家集权和帝国信仰的历史感召重新登临了政治殿堂，更以末日救赎、道德至上和聚议共同的精神力量告慰着陷入迷惘的俄罗斯人。1997年9月国家杜马通过的《俄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特别确认：“俄联邦为世俗国家，承认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俄国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2002年2月又通过《俄联邦传统宗教组织法》，进一步肯定东正教之于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作用，保障东正教组织展开正常活动等，东正教已经成为后苏联时期参与俄罗斯重建进程的重要力量。普京执政前，无论是教众规模上还是社会影响上，东正教都堪称全国第一大宗教。截止2002年，全俄共有128个主教区，管辖1.9万个教区和480所修道院，教徒遍布全国89个行政主体，自认为是东正教徒的俄罗斯人就已占到国民的60%，即超过8千万居民信仰东正教(A.Ефимов 635)。这为东正教文化促成普京时期国家意识形态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环境前提。 普京总结叶利钦改革的经验教训，执政伊始便以“新俄罗斯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石建构新的国家主导价值体系，以填补苏联解体后延续多年的意识形态真空。“新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两大支柱，一是“高于各种社会阶层、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二是“被人们称作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所谓“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四方面(普京，《普京文集2000-2002》7-10)。不难发现，这“传统的价值观”的内涵是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倡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强国之道的当代回响，充分体现了普京回归俄罗斯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的政治诉求，其意图就是在大厦将倾时提振民族精神、统一社会思想、团结国家力量。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文化传统精神中的最重要内涵之一，在填补意识形态真空过程中责无旁贷地扮演了“新俄罗斯思想”建构者和实施者的角色，而其“之所以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以及包括无神论在内的苏联式意识形态的退场，而由东正教填补信仰真空，而是因为俄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俄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一向和东正教相关联”(林精华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