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35(2000)02-0052-06 《周易·系辞下传》中说: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注: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0页。) 这是说,天下人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研究途径,但最后则是九九归一,殊途同归。 在文艺学、美学的研究中,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圜道”、“圆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相对照,西方人更重视逻辑思辨、实证分析和因果式的分析研究方式。对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74页。)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体悟和经验。不重视分析、解析,这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一个严重缺点。西方思维方式的理论表述方式是以自然科学首先是数学(几何学)为基础的。罗素说:“的确,希腊人贡献了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抽象思维证明了更具有永久的价值;他们发现了数学和演绎推理法。尤其是几何学乃是希腊人发明的,没有它,近代科学就会是不可能的。”(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页。)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戈金认为:“毕达马拉斯派所发现的声音间的数字规律仍然是我们现今理论的一部分。希腊人得出的数学模式组成了欧洲史上第一个严密的抽象思想体系,其结果对于一切能思考的人类来说是可以传授的和可以再生的。古希腊最早获得的一种形式的演绎知识,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不受人们信仰、期望或感情的影响。”(注:(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5页。)西方哲学、美学史上出现的分析的、思辨的思维模式,主要以两种方式影响后世。一是从某种理念、原则出发,采取推理、演绎的方式,自上而下的分析,诸如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黑格尔等;一是从现象、经验、事实出发,采取归纳、综合,进行由下而上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以降的近代经验主义学者属于这一派。苏格拉底、柏拉图采取的“对话体”,就是一种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层层逼进、逐步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的思辨方式。正是在这种问答式的思辨推理过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学、文艺学思想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氏非常重视方法论问题,“数学家在天体理论中所运用的那种方法,即首先考察每种动物呈现出来的所有现象,继而剖析它们的构成部分,之后再揭示出根据的原因。”(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这种逻辑推理的数学分析方法,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他在继承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四因论”(资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作为他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在论述“四因”说时,他十分重视逻各斯(logos)的问题,他认为形式因与目的因是同一种原因。因为“它是事物的逻各斯,而逻各斯乃是自然作品同样也是技艺作品的原则和本原。”(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亚氏以“四因”说为指导,全面总结了古希腊以前,文学艺术(主要是戏剧、史诗、抒情诗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西方诗学的开山之作——《诗学》。《诗学》中提出的一系列文学理论的范畴概念,其中不少一直延续至今。在亚氏的美学思想中,显然也吸取了毕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并以数学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去研究美的形式。追问美之所以为美的本因。他说: 美的最高形式是秩序、对称和确定性,数学正是最明白地揭示它们。由于它们(我说的是秩序和确定性)是许多东西的原因,所以,很显然,数学在谈论这些东西时,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谈论美的原因。(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在西方诗学、美学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影响很大,以至逻辑思辨、实证分析,成为西方传统的主要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一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都非常之大,但以在逻辑学方面为最大。在古代末期当柏拉图在形而上学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亚里士多德已经在逻辑方面是公认的权威了,并且在整个中世纪他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地位。到了13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又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中也把它奉为是至高无上的。文艺复兴以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大部分是丧失了,但在逻辑学上他仍然以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52页。)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阐释三段论的学说,一个三段论就是一个包括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的论证。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认为,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加以严格地叙述便都是三段论式的。亚氏的这一三段论的演绎理论,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开端。尽管它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