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05-0120-06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6.05.018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终结论”的言论不绝于耳：艺术终结了、艺术死亡了、艺术史终结了、文学终结了、历史终结了、哲学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了等等。尤其是米勒所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人文学界学者们的回应与争论。问题在于，在与米勒的对话中，中国学界对文学终结论及其相关命题的解读是否合理？进一步的担忧在于：我们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接受中，是否存在着理论的错位解读？地方性本土经验又是如何支撑和验证终结论这一话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终结论”又有何不同的话语内涵，能否解答中国时下各种各样关于文学艺术消亡的终结困惑？沿着米勒的命题来审视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反思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 一、文学终结论的争论及其反思 2000年，米勒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学与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或电子媒介时代即将终结和消亡，次年，《文学评论》刊发了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米勒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文学引向了终结。米勒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以来的各种发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指出新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①米勒的观点随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争论，随着后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参与讨论以及各种“终结论”论著的发表，文学艺术的终结话语日益成为人文学界一个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 在这场论争中，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消亡，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结束，也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边缘化。笔者以为，在分析文学终结论时，我们必须结合米勒所提出这一命题的背景和语境。米勒在提出文学的终结命题时引用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观点，认为终结是指整个的所谓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米勒提出“文学的终结”命题，是因为他意识到当代文学功能的弱化和文学地位的降低，“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②可见，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感叹，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他提出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对当下文学史发展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回应。在他看来，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其内在精神的极端，而无法从其自身继续延续其辉煌。就米勒而言，终结的只是精英文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也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文学死亡。 当然，若我们对终结话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必须回到西方“艺术的终结”的话语情境中。在西方思想界，一般认为黑格尔是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者，他在1828年的柏林美学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这个命题。③黑格尔当时的这个命题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真正引发此话题热烈讨论的是丹托在1984年所重提的艺术的终结命题。④舒斯得曼在评论丹托时写道，如果艺术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随着现代性的终结，艺术也将终结。⑤从这一角度来看，艺术终结在丹托看来更多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题域是理解丹托理论的话语背景。 再回到米勒，米勒从20世纪末以来共发表十多篇文章，不断深化他对文学终结论思想的阐述。米勒一方面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另一方面又肯定文学“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⑥可以说，“终结”一词的内涵比较含混，而米勒的用意也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学隐喻：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文学出现了边缘化现象。但国内学者在对终结一词的理解上出现了误读，而且将这个命题追溯到黑格尔、阿多诺和丹托等学者的理论中，视终结为“结束”或“消亡”的意思，因而导致对此命题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立场。 从黑格尔到丹托再到米勒，笔者以为，在“终结论”的话语体系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根据黑格尔的思考路径，也许作为经验之物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会继续存在，但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的传达或表征方式，其价值已不可挽回地没落或终结了；根据丹托和米勒的思考路径，终结只是一种话语的重构，是一种话语建构向另一种话语建构的转变，它是对当前艺术“危机—回应”的反思性话语建构，是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或艺术形式纳入到艺术史中以应对当前艺术危机的话语策略。从后来看，笔者以为，“终结论”隐藏着对文学当下性的批判性反思视角，这实质上建构了当下文学研究的反思性批判资源。因此，从文学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终结话题，一方面反映了文学所面临的话语危机及其应对策略，有助于我们对文学越界生存的反思和新的认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这里的文学艺术并非实践经验中的文学艺术，否则会造成更大的理论混乱和误读。 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发展、现代性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视觉时代的文学转向，我国学界对“文学的终结”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但整体而言，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还有所不足。 首先，缺乏对话争辩。米勒在我国提出文学终结论后，随着相互间的进一步对话，虽然我国学者以及米勒本人的观点都得到了修正与深化，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对话没有坚持多久，而且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缺乏针对性的思想交锋与对话。很多研究者往往任意地选择自己所需的观点，或者对文学和终结的内涵进行随意解读，甚至无视他者的观点而自说自话。学界的讨论虽然众声喧哗，但并没有加深对问题的深化和理解，反而愈辩愈乱。一般来说，对他者的结论下判词是容易的，然而要让自己的结论让他者信服却并不容易，它必须经历一场思想的交锋，只有针锋相对，使各自的观点随着辨析深入而明晰，才能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