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是文学艺术不断花样翻新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时时更新自己的手法，拓展生活的广度，深入开掘人生，那19世纪的批判精神至今一脉相承，余韵犹存。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同派别的一些优秀之作，倾情于20世纪初的人的生存的艰辛与伤痛，恰如悲怆的交响曲一般，令人回味无穷。 随后，现代主义又受到指责。那些在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思潮流行中出现的诸种形式主义并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在发现与运用语言自身逻辑、能指方面，发展到了极致。语言能指功能的自由运用，可以使作者自如地组织话语，随心所欲地结构句型、叙事形式，从而使艺术形式不断出新。如“新小说”、“新新小说”、话页小说即类似于扑克牌式的小说，页码可以自由穿插，故事可以任意连接；此外还有“不可解的”小说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文学新品种将文字自身逻辑的变化视为艺术目的，在理论、写作原则上的极端化，使得其创作目的趋向于游戏，文化意义受到排斥，艺术的终极追问遭到放逐而陷于解体。这类作品的出新，是作者任意书写的任意形式，和艺术价值的淡化与消解是共生一体的。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一些作家（指外国的）由于拒绝对生活的美学证明，结果便走向对本能的完全依赖。“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①。人在自我失落中自我娱乐，而鉴赏趣味则无需挑剔！于是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不少作品中，被压抑的性本能、原始欲望，有如挤破了潘多拉的铁盖，争相释放出来，演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乱伦、性倒错、性疯狂的故事来，特别在大宗文艺中尤其如此，显示了文学艺术贬值、堕落的一面。 80年代上半期，我国文学艺术的探索，是摆脱旧有的束缚、标举着一种人文精神，恢复自身的价值，走向创新之路的运动。随后这一探索，深受西方各种社会哲学、文化艺术思潮的影响。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当这些思潮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举步入轨之时。80年代中期，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突然发觉，自己已被抛入了物的世界，现今一切都飞速地围绕着物与权在旋转，一切都为实利目的所侵袭。现实生活的冲击是最基本的，人们长期为生活中的假大空的连篇谎话所困扰而被弄得晕头转向。昨天看来分明是光华四射的神圣之物，今天却发现不过是一堆俗不可耐的腐朽与霉烂。现实中的深沉卑污，使信仰黯然失色，它无情地嘲弄了自己。理想的解体是现实自身的解体。它使不少人也使不少作家四顾彷徨。一些作家走向世俗，面向底层，描绘普通人的生存的尴尬与卑琐的生活状态，拓宽了创作的领域。有的作家则躲开崇高，在嘲弄虚妄的崇高的同时，调侃任何崇高，甚至羞耻与良心，这就走向了虚无。有的投入“叙事策略”的追寻。他们以语言能指的自由挥写、叙事形式的多样变幻为创新目的，写得认真，玩得投入，一时有如在文坛上吹过一阵新风。但是意义的消解和形式构成的自由性，削弱了审美的生成，给阅读带来了困难。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家竟也未能免俗。穿插于小说中的大量性事描写，一时使京城纸贵，显示了严肃文艺中的颓唐一面。有的评论家今天以优美的辞藻赞扬那种灵肉随时随地获得满足的粗俗快感，明天又在报刊上大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应如何如何的高调，表现了文艺批评两面性的实用主义姿态。至于在大宗文艺中，以颓废情绪为基调制作出来的书籍，更是在在可见，表现了文学艺术的反文化的一面。 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是一种相当普遍性的现象，虽然它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看来，20世纪文学艺术意义的日益失落，与人的生存质量、处境密切相关。今天，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 二 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一百多年来，人在生存中所遭受的挫折感不断弥漫，从东方到西方，由西方而东方。一种是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例如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屠杀，使被压迫者的生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它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连绵不绝，至今犹存。由于东方侵略者失败后未受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的后裔至今未有公开的认罪感。一种是无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它是由社会环境促成，人身上深层的精神生存的挫折感。它几乎无处不在，显得持久而震动人心。 西方学者说，西方人经历了上帝之死，父亲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作者之死，一直到人的主体性之死的灾祸。“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②。随后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法国学者利奥塔德在1979年发表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指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③”。何谓元叙事？即西方启蒙运动后形成的崇尚“同一性”、“整体观”的思辨哲学，那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求真的基本话语。后现代主义者还认为，叙事与科学范式不可通约。这无异是说，过去的思想、理论全都受到怀疑。“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自我创造的、不完整的，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我们的话语”④。上帝死了，信仰崩溃了。人嘲弄了自己。那18世纪曾被宣扬一时的理性与理性王国，原来不过是乌托邦的幻影，理性、崇高变成了欺骗。人突然觉得无所依附，而至于一无所有；无不都是过眼云烟，茫茫虚无。精神的失落，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就是他精神性的生存的挫折感。卡夫卡在1910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他所体验过的那种生存的绝望：“我就像是一块石头，一座自己的墓碑，那碑上既没有怀疑也没有信仰，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憎恨。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怯懦，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希望也不过是碑上的铭文而已”。12年后他又写道：“……我的内心只有绝断的幻象，尤其我在那里（希望之地迦南）是芸芸众生中最痛苦的人时”⑤。这种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情绪的人，就像一个步入死胡同的落魄者，欲前无门，突围无力，所谓走投无路即是，使人不胜凄惶。在20世纪西方的哲学中，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哲学中，人的焦虑被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生存的焦虑源于人所处现实社会的分裂、破碎与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在其生存选择中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他不明白何时会被什么灾祸所吞没。布洛赫说：“当焦虑超出生物学的范围，只是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尤其作为焦虑之梦呈现出来时，它在本质上就是以自我生存本能受到社会障碍为基础的。事实上，这是唯一毁灭性的，甚至把愿望转向其反面的内容，它最终使焦虑变成绝望。”⑥焦虑大面积地弥漫与不断深化，演化而为绝望，使人成空虚的人，扁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