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6-0054-02 一切文学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场”中进行的。所谓“场”，本是物理学术语，它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态，任何事物间能量的凝聚、转化、形成、释放都必须依赖一定的场。由影响文学作品之生产、流通、消费等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就是文学场，它是文学活动得以进行的时空存在形式。文学场的基本功能有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两种。内部功能是指文学场对各构成单位的组织功能，正是凭着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功能，文学场才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外部功能即文学场对现实世界（人）的功能效果，这与文学场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有关。从文学场内外功能的关系看，内部功能是外部功能的基础，而外部功能则是内部功能的外化，二者相互依托，共同构筑了文学场的功能完形。其中文学场的外部功能可分为对个体的功能和对群体的功能两个方面：对个体则有创作和欣赏两类（即作家和读者），对群体则是指文化。 文学是文化场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文学场对文化而言，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凝固、保存和复活过去的文化，二是使过去文化与当前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进而提高当前文化。在这里，过去文化是指文学作品被创作时所处的文化氛围、背景以及作品所描述展现出的古代文化或集体无意识；当前文化则是指文学作品在被欣赏时所处的文化氛围和背景。 一般而言，文学发生在文化格局之内，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文学一定要承载文化，我们所说的文学场凝固、保存过去的文化即是此意。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此即文化不同，文学亦不同；而文学不同，文化亦相异。所以我国古代就设有专门机构采诗以观民风。郑玄注“诗可以观”曰：“观风俗之盛衰。”曹植《与杨德祖书》云：“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所谓“观风俗”或“辩时俗”，都是充分利用了文学凝固、保存文化的功能。 当然，由于文学文本凝固承载文化，所以文化反过来在文学内部又构成了富有意味的表演空间。例如竹未尝香，但杜子美诗却云“雨洗涓涓静，风吹细细香”；雪亦未尝香，然李太白亦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竹和雪本无香味，但在中国文化中却都被赋予了意味：一个示正直、虚怀若谷，一个示朴素、飘逸。这是中国士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正是因为艺术承载着文化内容，所以中国音乐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用萨克斯管来吹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换成日本浮世绘的绘画方式来表达，要想复活原作精神，则是任何改写者的难圆之梦。同样，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脱离产生它的文化背景，被译成他国文字，也必然黯然失色。所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S·南达说：“一文化认为美的东西在另一文化中未必就美，每个文化在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传统，其个体正是依此而进行艺术的想象和创造的。要欣赏异文化的艺术价值和表现形式绝非易事……”[1](p.304) 法国文论家布迪厄认为：文学场“能够引起或规定最不计利害的‘利益’的矛盾世界”，人们“在这些世界的逻辑中”可以“寻找艺术品存在的历史性和超历史性”，因此“作品也是他者的征兆”。[2](p.5)在近代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越来越把文学作为一个窗口，从文学中观望、推测过去的文化。例如丹纳由文学风格推测文学产生的时代、民族和环境。荣格更是从文学中推测分析出人类原始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比如他从《飞蝶扑火》一诗中，推测出太阳崇拜的原型。在日本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根据日本战后文学推测日本战后社会和民众心理。再如我国古代诗人李白的《上三峡》诗：“巫峡上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我们既可以从中推测到当时施法制度的不得人心，又可联想到与此诗有关联的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峡》中所引用的那段民谣：“朝发黄牛，暮至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而在现代文艺信息学中，文学场又被当作一个信息源，它的描绘性语言被看作传达信息的文字形通道。通过对文学文本的“信息译解”，人类就可以获得包括社会性信息在内的各类信息。总之，人类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就是将文学中凝固、储存的文化信息解冻、复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前早已死亡的或衰退的文化又重新生动起来。 在一部文学作品被创作时，文化对文学场有绝对的决定作用，但文本一旦被创作完成，放到社会中流通、传播和被阅读欣赏时，文学场和文化的关系就已被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所取代。虽然像文化人类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文化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阐释有着绝对的决定作用，因此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都是当代的文学。但是，如前所言，文学是过去文化的载体，过去文化犹如冻结的音乐一样凝结在文学作品中，所以，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把过去文化拉到当下文化的面前，让过去文化与当下文化发生某种关系。过去的文化虽然可用当下文化来解释，但作为一种事实，一个客体的存在，却与当下文化有着平等的地位。因此，就两种文化的关系而言，应该是一种相互的碰撞，一种相互的交流和对话，而非其中一方决定另一方。 代表过去文化的文学场与当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对话，首先表现在对当前文化的呈现上。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论述“我”与“他我”的关系时指出：“我”虽然能对自我进行观望，但只有从“他我”中才能认识自我，所以“我”是为“他我”的存在。同样，就当前文化而言，也是处于只有从过去文化中才能认识自己的存在状态。实际上，如果把当前文化和文学场中承载的过去文化当作两种异质文化对待，那么，这两种文化就构成了一个互为背景或格局的两基图（两基图是格式塔心理学中一个特制的格式塔，在这个格式塔中，原为图形的可变为背景，而原为背景的则会成为图形）：即在解读文学场的时候，既可以以当前文化为背景，去解释过去文化或文学场，从而得出人类文化学的“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也可以以文学场或过去文化为背景，来呈现当前文化。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当前文化对文学阐释的背景作用，而相对忽略了文学场作为背景突出当前文化的功能，不免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