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锋批评家翻新正热的时候谈批评危机，无疑带有很大的人际风险，但是批评本身在张扬和虚荣过之后，又确实走到了垓下之围的尽头。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抑或评论），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弥漫氛围中，正承受着艰难的喘息之苦，不仅丧失了作家的信任，而且丧失了社会的普遍信任。危机暗伏，何处才是穿越隘口的出路，我个人认为，必须尽快走出如下六种缠绕，才有重建文学批评社会信任的可能。 一、主体缺席 所谓主体缺席，并非指丧失个体参与和集体行为，而是指个人所代表的时代和民族以及批评家自身，都处在独立判断的悬置状态。处在这种状态的批评，其所言说的并非其自身言说，不过是某种话语的代言人而已。陈述沦落为转述，概念翻新至多不过是概念搬运，总之是主体智慧的匮乏或者丧失。非母语阅读能力者在谈论时表现出直接转述的姿态，句型的构造结构，凝固于“根据”、“从”、“按照”等一类介词的前置形式状态，而篇章人称中心，毫不隐瞒地供奉给那些使人头晕目眩的“他”或者“他们”。写作者直接就是他者的代言人或者传声筒。母语阅读能力者在谈论时则表现出间接转述的姿态，句型构造中活跃着“深信”、“毫无疑问地认为”、“猜想”等一类动词。单从动宾结构配置而言，或者单从统辖动宾结构的主语位置而言，往往有个性批评家的阳刚之气，然而一旦浏览到宾词位置的连篇累牍，就不难发现那个端坐于主语位置的陈述者，依然是垂帘外面的东方儿皇帝，一切都在被崇拜的绝对前提笼盖着，那些“他”或者“他们”在制约和支配着“我”或者“我们”，所以写作者不过是间接转述者而已。无论直接转述者还是间接转述者，由于失却了自尊的品格和自强的信心，不管其转述忠实到了怎样逼近那些他者的原意位置，他者们都不认为转述者已经得意而只能得言，所以他者们依然不在学理讨论环境中邀请转述者们参加旧话题的判断，抑或新话题的构想。巴黎学派中没有人认为一大批中国信徒是其外邦分支，而维也纳学派的最肤浅者，也决不愿意从中国转述者的煌煌大著中寻找“分析”的智慧。当代批评已经如此智慧苍白，以至无论在形上界面还是在形下界面，往往因轻信和盲从而陷落现代迷信的深渊，伴随着域外几十年前的精神思潮的阵阵涌进，我们就跟着一阵阵恍然大悟和不知所措。我们现在正对自己以及自己拥有的智慧失去兴趣。不仅找不到令人振奋的独特切入系统，并因此形成一套富有时代品格和世界情调的话语中心或基本话题，而且匮乏到理解和阐释他者的智慧也感到力不从心，并因此而滋生浓郁的殖民心态，所以不妨看作是主体缺席。 二、读者丧失 所谓读者丧失，包括三层意思，其一是指文学批评话语不仅社会读者不予理会，而且作家们也不太愿意理会；其二是批评家们愈来愈趋向一种自言自语中的满足，并以抛弃读者作为精神贵族的显现尺度；其三是批评突然发现了设定的“读者”，可是在亢奋和热烈一阵之后，却发现并未拥有真实的读者存在，所谓一种学理性丧失。因为前两种丧失乃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我在这里就只对第三种丧失作一些讨论。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西方批评中的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或者读者反应理论（A theory of reader response），但是中国却有对于读者深厚关注的批评学传统。工具思想与媒介意识的历史积淀，客观上把接受问题与功能问题钩连一体，所以孔子诗教延续下来之关涉文本接受的方方面面与伊瑟尔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观念，彼此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当代批评家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民族传统中对读者接受的关注，而是在发现了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之后才如获至宝，以为文学从此将能在萎顿中获得生机，因为他们发现了读者，只要拥有读者，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据批评家们的解释，这种发现的意义在于：第一，扩张了作品本文构成的蕴涵量与弹性张力，作品由此跨越了文本和本文，跨越了封闭型的作者化静态限定，因而也就跨越了判断的一维价值支撑系统。它使作品由原来的“说不尽”对象状态，转而成为参与不尽的主客体消融浑成之自为状态。第二，改变了文本的建构原则，在由追求“完满的充实”转向策划“诱导的断点”过程中，开放精神充分体现了文学的一种全新自觉，即从贵族化的精神囚笼里获得解放，文学彻底地成为平民化大众参与的公共经验世界。启蒙者的消失，灵魂工程师向叙事者的角色转型，东方劝惩与西方净化的双重传统背离，这一切都使文学增长了新的生命生长点，文学也就从目的实现媒介走向公共社会活动本身。第三，重新描述了人类文学经验的全部历史，无论功能作用还是历史责任，读者都要与作者一道来共同承担，因而也就是把文学当作“人类的”，而非过去习惯上当作“作家的”或者“诗人的”。文学史由此得以逃脱“孤独”、“碎片”、“连缀”、“罗列”之苦，终于与人类生存经验共同着血脉流注的轨迹。“审美期望域”（the horizon of Aesthetic reception）这个概念的出现，使文学史成为前后活性相依的经验过程有了描述的可能性。正是历史本身的描述态阿基米德点移位，促成了历史结构意义上的“文学动力学系统”（the system of the dynamics of Literature），既包括历史线索全部的动力学，亦包括每一本书在定点位置上的动力学。显然，学理层面的这种读者发现，纯粹为“分析传统”的派生，而非“经验传统”的孕育，所以仍然是发现了一个抽象的读者。正是在这种抽象空间读者发现的惊喜中，我们丧失了经验地生存参与的中国读者大众。也正是在我们执著地抛弃他们的时候，在我们的读者设定远远游离于这些所谓“非读者个人”的时候，现实的读者被迫也抛弃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