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古人云：“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则猛，恒好斗争。”[（1）]——从地域因素看人性的丰富，便有了“北人”与“南人”的话题。地气不同，则民风有异；民风有异，则文风也迥异：“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中国文化“究天人之际”的传统在“文学与地域”的话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又不仅仅是中国文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南方感受性敏锐……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犯罪……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的品德也一样地无常。”[（3）]他是从“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的角度触及到“地域与民性”这个话题的。文学思想家斯达尔夫人则是从“地域与文学”的角度去论述“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的。她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而“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4）]文学思想家泰纳更进而提出了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论”，他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他比较了两大拉丁民族的想象力：“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5）]——这儿，已具体到“地域、民气与艺术形式”的个案分析上来了。 一切似乎颇有些神秘意味。 一切又的确耐人寻思。 二 地域环境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论家多注重“南方”与“北方”的不同，但“南方”与“北方”只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维度。 在“南方”与“北方”的分野之外，还应有“东方”与“西方”的区别。具体说到中国，东方的“海洋文化”就与西方的“高原文化”明显不同。当代文化史家萧兵先生就曾将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四大集群——东夷、西夏、南苗、北狄，并在四在集群的交汇背景中考察《楚辞》文化。他指出：“我国的东方和南方都崇拜太阳。《楚辞》里确实潜在着一个‘太阳神文化’，跟东方典型的海洋性较强的‘太阳神文化’比较起来，它是次生形态的水原性的而又带着些内陆色彩的‘太阳神文化’。它热烈，活跃，浪漫，灵动，显然跟带着严酷、冷峻、朴实色彩的北国‘山神文化’、‘草原文化’不大一样，后者显然是大陆性的、高原性的。”“‘相士烈烈，海外有截’，我们古代人民、尤其是东方滨海的夷文化共同体注目于海外，曾试图向海外扩展和进发。”[（6）]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得海利优势，迅速发展，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上海崛起于中国的东海之滨，以“十里洋场”闻名于世，而西部却长期闭塞。三十年代的“海派文学”光怪陆离，正是“十里洋扬”的绝好象征，而与上海处于同一纬度的西南都市成都却依然笼罩着相对沉闷的气息——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从成都走向上海的作家巴金的一系列作品中。这样，“东部”与“西部”的分野便成为“开放”与“封闭”的某种对应象征。 又由于“东部”、“西部”与“南方”、“北方”交叉的概念，所以，地域文化研究也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属“北方文化”，又濒临黄海，与“东部”有缘，所以山东作家群既富于凝重的道义感又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张炜的《古船》凝重、《九月寓言》却浪漫；矫健的《老人仓》悲怆、《天良》却神秘；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深沉、《三个渔人》和《海祭》却奇幻；莫言的《民间音乐》何其空灵、《红高粱》却何其绚烂；苗长水的《季节桥》多么美妙、《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又多么淳厚……山东，到底是孔子的故里、又是蒲松龄的家乡，拥有泰山的雄浑、朴实，还拥有大海的浪漫、宽广。而陕西也在黄河流域，属“北方文化”，但地处西北，所以陕西作家群多以朴实、悲凉的风格见长——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就象贫瘠、坚忍的黄土高原一样。 同样的奇观也不难在“南方”发现：同处长江流域，上海的“十里洋场”气息（例如张爱玲、苏青、王安忆、程乃珊的小说中的情调）、南京的“六朝古都”风格（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是代表）、武汉的“九省通衢”的喧哗（例如方方的《落日》、《黑洞》、池莉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传达出的武汉市民的生活气息）也各具特色，绝非“南方的明丽”或“南方的清新”所能概括得了的。上海在华东（“东部”），最早得海洋之惠，曾经十分繁华；武汉在华中（“中部”），在四方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出驳杂的文化景观。——“南方”的景观也十分丰富。 在“南方与北方”和“东部与西部”的交叉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山区文化”与“水乡文化”的不同。“山区文化”与“水乡文化”这一对概念的引进有助于我们发现地域文化的又一重景观—— 一般而言，北人朴实、粗犷。但孙犁的《荷花淀》，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炜的《声音》、《一潭清水》、苗长水的《季节桥》、邓刚的《迷人的海》……又写得多么清新迷人！北方也有北方的柔情，北方也有北方的秀美。白洋淀便是柔情与秀美的象征——它地处燕赵之地，却一直哺育着清新的诗篇：从孙犁的小说到“文革”中的“白洋淀诗派”……（自古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今看来，亦不乏清新隽永之诗也。）孙犁在北方，扶植起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这个充满清新气息的“荷花淀派”已成为“北方的柔情”的证明。（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顾燕人款曲，自有其和声软语，刚中之柔也，而吴人怒骂，复自有其厉声疾语，又柔中之刚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