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连同何西来、李炳银、秦晋、贺兴安等4作者的文稿，都是围绕“中年评论家”的话题展开论述的。我们期待其他年龄段的批评家也来贡献意见。 编者 今年二月十四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发表《论中年评论家》。言犹未尽，再论中年评论家寄《文学自由谈》。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无所谓中年评论家，包揽评论的是正值盛年的延安及大后方来的评论家；十年浩劫，则无所谓评论家，有的只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样板戏和几部图解当时政治的样板作的吹鼓手。中年评论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新时期，他们是被文坛繁重的拨乱反正任务召唤到文坛上来的，最初并非主力，只是协助老一代评论家清理文革废墟，嗣后才成主力，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及发展呐喊与格斗。中年评论家的地位、数量、价值取向、作用及影响，是文坛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年评论家与中年作家一起担负着中国文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他们承担此任，主要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观念、文学观念与中国改革的整体设计及其平流推进的实践方式恰相吻合。中年评论家首先是作为一股摧毁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力量而存在，其后是作为稳定文坛的力量而存在，再后是作为一股推动文坛适应改革的力量而存在。无论是作为摧毁力量，稳定力量，改革力量，中年评论家都有冒矢石以前驱，庆胜利而侧坐的经历。其旨不在为个人赢得名声，故有人喝采也罢，受点冷落也罢，均不甚在意。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年评论家才颇得人望，渐被推至重要位置，而被称作主流评论家的吧。 中年评论家对于无论出自什么手法、什么流派，只要是在总体倾向上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人民、尊重时代的创作，一概表示欢迎。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争论，例如秦晋与雷达关于《鲁班的子孙》的争论，但那是如何理解人物更为准确的商榷，无伤作品也无伤友情。但中年评论家与某些老年评论家之间的争论，那性质就严重多了，例如评价《古船》之争。中年评论家的经历和教养，使他们易于与现实主义作品相共鸣，但他们决不会对带有现代主义味道的作品抱门户之见。对这类富有探索价值的创作，若能看出门道，他们便给予评论，若看不懂，则让能看懂的人去阐释或解读，决不以自己是否能懂为褒贬尺度。这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自知之明。当然，除了作者本人谁都读不懂的作品，那肯定是满篇昏话。认为中年评论家只能欣赏现实主义，不能领略现代主义，没有根据。是谁最早高看王蒙、李国文的意识流手法的？是谁最早看重王蒙《布礼》中那个如夜如晦如烟如雾又非夜非晦非烟非雾的浑浓意象，李国文《玛丽小姐》中已成废物却仍被尊崇，未必真心尊崇却要作尊崇状的西洋狗玛丽小姐的象征意蕴的？是中年评论家。是谁从现代文体意识出发，毫不顾忌其字数不过18万字而将《芙蓉镇》由发表时定性为中篇、毅然改为长篇，从而使它有资格竞争荣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是中年评论家。中年评论家愿意提醒沉醉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中的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当代西方文学确有其才，但纯然模仿绝无出路，可热闹于一时，难留存于久远，明智的态度是有所吸收，有所不取，并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将中西文化合而为一，以此形成中国当代文学新景观，即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借综合以出新，如当年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然。今之王蒙等人走的也是这条道路，《活动变人形》以此而超越在即，惜乎结尾了草，功亏一篑！中国现代史上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第一次中西文化大交流造就了一代中国文学巨匠，今逢当代史上以改革开放为发端的中西文化大交流，估计也该诞生一批文学大家。 中年评论家既不像某些青年评论家那样血气方刚，平地翻波鼓浪，孜孜于夺取语言霸权，也不像某些老年评论家那样善于韬晦，长于点拨。他们希望一切做在明处，堂而皇之的辩论是非，很不赞成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一篇以家政改革寓指改革难有万全之策，一时顾此失彼势所必然，不可不改，又不可操之过急，只能以不断地实验寻求利益协调的温馨、欢快、幽默诙谐的小说，怎能以“攻击邓小平及其政治制度”予以棒杀！其论未必发自内心，行事因而预留后路，令人想起当年清算“借小说以反党”的理论与实践，那也是只许一方发难，不容对方争辩，区别只在当年言出法随，今日是不了了之。对于“文学多元论”、“费厄泼赖”的批判，尽管并不占理，毕竟是署名挑战，比隐姓埋名施放冷箭要文明得多。中年评论家赞赏这种敢作敢为的风格。不过，那也并非严肃的理论之争，多半是因人设题，排斥异己而已。 评论界的主要任务是活跃文坛气氛，促进创作交流，及时总结经验，保护和推动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爱护和扶植青年作家使之顺利成长。最近几年，人们忙于整顿经济，苦恼于各种官司，对于文学没有更高要求，只要不出乱子就好。为了避免惹事生非，报刊上的文艺宣传，专拣无关痛痒的题目作文章。已经成名的作家或许不以为意，将名未名的作者却深感寂寞，于是以中年评论家为主体的一种新的评论方式应运而生，或是大为强化，这就是文学作品研讨会。这是一种民间性的文学交流形式，文学组织形式。北京最发达，上海也颇兴盛。研讨会多少有点财政投入，可以看作是初步接受市场经济洗礼。我曾说过，“这些研讨会不讲级别，不排座次，没有一言九鼎，不必违心而论，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平等交流，民主磋商。”这是讲它的民主性。经常出席北京研讨会的评论家中职位最高的是荒煤、冯牧同志，但无论是他们自己，抑或他人，都只是把他们当作评论家来看待。唐达成、谢永旺同志原在作协曾居高位，但早已“下野”，充其量是前朝老臣。没有谁是带着自己的官阶参加研讨会的。凭级别、职位参加的，是其他的会议，而不是文学研讨会。 有人说，这种研讨会点头多，摇头少。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现象。这首先是因为研讨对象多数确有值得肯定的成绩，远的姑且不论，以近一两年来笔者曾参与过的为例，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维熙的《裸雪》、梁晓声的《浮城》、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叶文玲的《无梦谷》、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杨黎光的《大浑沌》、陆棣的《与百万富翁同行》、巴根的《僧格林沁亲王》、贾万超的《生命呼啸》、梅斌的《法兰西漫游》、夏真的《生命之歌》、寒冰的《女记者》、陈澍的《走向天堂》及《凤鸣梧桐》等等，尽管水平不一，均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不点头该怎的？即使如此，也不都是只有点头而无摇头，有些批评，包括对从维熙、梁晓声、叶文玲、梅斌，还颇为严厉。其次，也与北京文坛相对沉寂、作家颇多惶惑之创作态势有关。已经寂寞了，惶惑了，不以点头的方式送一点温暖，给一点鼓励，合适吗？老实说，有些报刊终于起来报道文学动态，部分原因就是感受到了频频召开的文学研讨会的压力。文坛并不以作家协会为唯一代表，并不单纯地表现在报刊、出版上，文学研讨会也是文坛的存在方式之一。一面是报刊文艺宣传的某种寥落，一面是文学研讨会的空前活跃，这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不是简单的摇头论点头论所能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