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学术前沿，只有永恒的学术前沿探讨。然而，前沿探讨并不仅仅意味着是在探讨某一问题，而是意味着在经受焦虑、挫折与失败的过程中见证学术本身和人本身。对作为人文学术的文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一、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是衡量文学的重要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克服文学反映论、认识论的努力之一，文学本体论曾一度繁荣。虽然经历了90年代的相对沉寂，但新世纪以来，文学本体论研究并未断绝。①这说明文学本体论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盛宁认为，文学研究的关键是“文学本体论研究”，并且区分了文学本体论与文学目的论(功能论)。②因此，鉴于文学本体论的特殊性，在新世纪重提文学本体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那么，何谓文学本体论?就当代中国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实体本体论，将文学本体落实在某个实体上，如形式、文本、作品、生命。其二，本质-功能本体论，将文学本体落实在某个本质(属性)或功能上，如人性、审美、意识形态。其三，存在本体论，将文学本体落实在文学的存在方式上，如文化、媒介(信息)。其四，过程-活动本体论，将文学本体落实在文学的活动、过程上，如实践、对话。相对而言，实体本体论类似“阿基米德支点”，但多偏于某一物，无法展现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质-功能本体论，深陷本质主义泥淖，在方法论上难以自拔；存在本体论着眼于文学存在形式，有形而上学化、哲学化的倾向，难以具体落实；而过程本体论则强调了具体的实在性、活动性、实践性甚至异质性，较具有优势。③本文偏重的正是过程本体论。这是重提文学本体论的第一条理由。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文学价值论等同于文学本体论，凡是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本体的东西，如形式、文本、审美、人性、精神、情感、生命、文化、道德、宗教、接受、阅读、生态……虽然文学本体论所关注的对象必然是有价值的，但有价值的对象未必就是本体论要素。从古至今，由于文学价值论的强烈影响，文学本体论往往多关注目的、功能、价值，而唯一偏重文学本身的是形式-语言本体论，由现代形式主义文论所开拓，但它们只是开启，并不意味着文学本体论最终完成。这是重提文学本体论的第二条理由。 但是对形式-语言本体论，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误解：第一，将形式-语言本体论等同于内部研究，认为形式-语言本体论只专注作品内部，斩断了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阔联系；第二，将形式-语言本体论视为形而上学、机械本体论，认为它强调形式一元论，忽视内容，或对内容重视不够；第三，将形式-语言本体论等同于作品(实体)本体论，关注作品本身，对文学活动关注不够，特别是对作家、世界、读者的有意忽略。 在此，本文中的形式-语言本体论绝非上述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也并不等同于形式主义文论所宣称的本体论。本文的形式-语言本体论恰恰是既关注内部，又关注外部，既强调形式，又强调内容，既强调文学作品，又强调文学活动。形式-语言本体论认为文学有其自身的本性，使文学能够和其他非文学区分开来，也使文学自我区分。区分即寻找差异。区分指数越高，越能将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区分开来，越能够使文学成为文学。当然，这里不是说世界、读者、作者等文学价值论维度不重要，而是说它们和形式-语言的区分指数并不一致。④文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目的论也并不排斥，它们只是不同的研究领域而已。 然而，尽管文学本体论在现代得以确立，但是在中国，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一直弱于、小于文学价值论。这是重提文学本体论的第三点理由。 从文化背景而言，自古以来中国都受到“实用理性”的规范和引导，对纯形式(语言学、逻辑学)方面的探讨较弱。一方面是形式(语言)长期不能引起重视，如“言不尽意”、“技进乎道”、“不落言筌”，多数表现出“意中心”、“道中心”倾向。另一方面是形式(语言)理论得不到重视，如墨家学派的语言学思想就长久被埋没(如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等)，语言学理论长期在“小学”层面(音韵、文字、训诂)上进行，缺乏理论的深入精进。 到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本体论同样受到目的论(功能论)的强烈影响，第一点是意识形态(政治、革命、阶级)本体论，脱胎于传统的政教本体论，起步于清末民初，后来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本体论模式，“文学救国”、“文学革命”、“人民文学”就是体现。第二点是审美本体论，脱胎于西方的表现本体论，并融合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道家、佛家(集中体现在老庄、魏晋、晚明)因素。相比意识形态本体论、审美本体论，作为纯粹的文学本体论的形式-语言本体论，在20世纪的中国发展并不完善，其黄金时间仅仅是10年而已(80年代)。在20世纪，由于本体论混同于、受制于目的论、价值论的思维惯性，由于对形式主义本体论的偏见，由于学科专业化的发展，语言学与文学研究没有充分融合，总体制约并延误了中国文学本体论的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 在过程本体论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情况下，在文学本体论与文学价值论长期混同不辨的情况下，在注重本体的文学研究开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难道不可以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文学本体有新的思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