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3)06-0001-09 如果说，从“口传”到“书写”令原本倏忽即逝的语言诗意得到了固定、凝聚、累积而使诗性语言逐渐成长为相对稳定、诗意氤氲的语言表达系统的话，那么，电子媒介带来的传媒革命给予诗性语言的影响又将是什么？究竟是促使它进一步走向繁荣，抑或是宣告它的终结？对此，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诗性语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冲击，尽管上千年形成的传统赋予诗性语言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但它不得不作出自我调整，乃至脱胎换骨，重新构建自己的特性。 一、“读图时代”文字的困窘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电子传媒对大众闲暇时间的大规模入侵，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日常生活受到了重大冲击。电视以绝对的压倒优势排挤着文学阅读和种种文化娱乐活动。据一篇关于90年代初美国电视的研究文章指出，在美国有9200万个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占人口的98%)，其中，近70%的家庭拥有一台以上。平均每个家庭开机时间在7小时以上。在晚上7点到11点这个时段，无论属于哪个人口区域、哪个社会和经济群体的美国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在全球则约有35亿小时被用于收看电视。[1](P4)在中国电视观众也达到10亿，仅中央电视台就有近8亿观众。据统计，到1999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有97%的人看电视。[2](P269)电视以各种不同方式，不知不觉间强行进入了每个家庭，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伴随着电视长大的青少年来说，电视几乎占据了他们绝大多数娱乐时间，成为与他们交流最多的亲密伙伴。由此培植起来的对电视的依赖感，使得一些青少年竟觉得“电视就是我的生命”。[3] 较之于电视声色并茂所制造的“全息幻觉”，文学使用的则是单一刻板的书写文字；较之于电视轻松惬意而又普及广泛的娱乐性，文学阅读则是有着相当局限性的较费力劳神的操作；而较之于电视以直观的感性图像来唤起并满足观看者的欲望，由此产生强烈的快感来说，文学阅读所给予的感官愉悦总带有间接性，朦胧性。在一个充满着竞争，因而也必然潜伏着个人危机的社会境况中，难得享用闲暇的人们自然更倾向于选择让自己彻底放松，欲望直接得以满足的娱乐方式。于是，电视这一大众传媒以其所具有的优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击溃了历经数世纪而建立起来的印刷传媒帝国，并将文学驱向边缘，令诗性语言日显黯淡。 除了电视，其他诸如设计、广告等种种视像符号，在商品经济和现代复制技术的双重推动下，铺天盖地而来，充塞于每个角落。所有的产品都裹上了艺术符号眩眼的外装，所有的领域都被娱乐化了，而文化则成了“消费品”，甚至连文学本身也忙于屈身向图像献媚，希冀借助图像恢复往昔的尊荣。于是，摄影文学、电视散文登场了，“老照片”和各式插图本成为书铺上引人注目的畅销品。这一切确乎在说明“读图时代”已经到来。 关于艺术和文化领域里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问题，早在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就有所涉及，他们对“具有统治地位和视觉本质的‘文化本质’”深怀忧虑并作出严厉批评。至60年代，居伊·德博尔进而批评了“景像社会”。 嗣后，波德里亚第一个分析性地发展了相对完整的当代图像社会的理论，并揭示出一个正在出现的镜像社会。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众多讨论，许多理论家都同意一种观点，即“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visuality)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4](P5) 在《图像时代》中，艾尔雅维茨进而作了阐述，他认为，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图像”和“视觉中心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它是和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上帝就是以图像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眼前，无知识者也是通过图像来理解《圣经》，因此，图像在公共文化发展中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然而，随着偶像崇拜而来的是捣毁偶像和对偶像的厌恶。其理由在于上帝是看不见的，他不能从视觉上再现出来。以图像再现上帝，实际上就把他贬低到人自身的形状，这即对上帝的亵渎。崇拜偶像、捣毁偶像、偶像厌恶症和物神崇拜等等，这种悖论就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这一对立在现代的表现则是，一方面视频、控制论技术和电子复制技术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发展出了图像仿真和幻想之术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又惧怕图像，对“图像的力量”甚至可能最终毁掉创造者和操作者深感忧虑。尽管存在这一悖论，历史发展仍不以人们的忧虑而放慢步伐或者改变方向。在现代高度发展的市场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视觉和媒体文化必定要迅速升温。 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学迅速地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此外，这个中心舞台变得不仅仅是个舞台，而是整个世界，在公共空间，这种审美化无处不在。[4](P34～36) 图像、视觉文化无处不在，它渗透于一切空间并蚕食着现实世界。历史也已不可挽回地发生了“图像的转向”，并正在进入“图像时代”。对此，利维斯和不少学者深表担忧，“他们担心大众文化在其视觉方面……正在取代文化的少数精英最为熟悉、最为内行的方面，即阅读、冷静与理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曾经确保他们（他们是这样觉得的）拥有文化与学术的权威，并处于文化与学术的中心地位。”[5](P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