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1-14-06 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内涵的考察与对后现代主义发生时间的确定密切联系在一起。对后现代主义发生时间的争论大致如下：艾布拉姆斯说：“后现代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文学艺术作品。”[1](P197)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则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通常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瑞士汉斯·昆则提出了更晚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则是指在八十年代开始的，其本身价值得到承认的，但概念尚不明确的符号。”[2](P73)荷兰的佛克马则认为：“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3](P95)法国的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则是指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和技术科学繁荣的结果。荷兰学者伯顿斯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1934-1964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出现并内涵扩散的时期；60年代中期具有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性质；6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叛力量具有了新的含义；1972-1976它发展成为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7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日益综合，“从多种后现代主义到一种后现代主义”[3](P11-38)。美国学者哈桑则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日期是不确定的。至于有些理论家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一直追溯到浪漫主义，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则为我们思考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内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从以上纷繁的争论中，我们大致可以肯定，后现代主义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一种文学思潮，即二战之后文学发展的新趋向是我们思考后现代主义理论内涵的一个重要维度。考察后现代主义各理论家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后现代主义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宏伟叙事的消失与深度模式的削平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经历了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这样巨大的悲剧之后，人们很难再相信上帝拯救人类以及真善美在与假恶丑的搏斗中始终处于不可怀疑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人类很难再相信自身，很难再相信思想家为人类生存所设想的各种美好而不可企及愿望的合理性，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探讨人生的终极意义，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作出解释。战后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时刻存在的核爆炸威胁、不可预料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一个人，特别是哲学家、艺术家对历史、道德、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解剖，而解剖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宏伟叙事的消失与深度模式的削平。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的前言中说，现代一词是指那些以元话语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的科学，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劳动整体解放的理论。在这类宏伟叙事中，人类的发展总是朝着理性设计的伦理、政治、宇宙的最终和谐迈进。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指针对这一切的怀疑态度。杰姆逊也说：“我们可以用两个重要特点来界说后现代主义。第一，现代主义原型政治的使命感以革命姿态消解。第二，所有极端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感情）都消失殆尽，而被柯尔律治称为想象和被席勒的审美游戏所取代。”[2](P103)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深思熟虑地破坏着诸如价值、秩序、意义、同一性、线性关系等传统人道主义赖以依存的基本原则，它们不再被当成永恒的、无可挑剔的东西来接受了。当然对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怀疑由来已久，在古希腊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中就早已存在。今天的理论家——萨特、德里达、福科、哈贝马斯等，与尼采、海德格尔、弗罗伊德一起，向经验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文化体系、道德传统，包括科学所承诺的各种美好的愿望都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像艾略特、乔伊斯等这样伟大的作家一样，出于对传统价值的深切希望，而仍被认为是深厚的人道主义者。因为，当艾略特在《荒原》中回忆但丁和维吉尔时，人们感到在片断的回声中对拯救希望的召唤。 所谓深度模式的削平就是指消除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明显与隐含的阐释观，能指与所指的符号观。因为这种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它同样是一种认识、解释、甚至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愈来愈显示出其巨大的局限性。深度模式削平的实质便是对历史、主体意义和真理的重新思考，特别是解构主义对古典形而上学的批判，使人们对历史、自我、语言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一次成功地将历史理解为理性的显现，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意义不断展现的过程。但解构主义者却认为：历史不是连续的某种合目的性的主体精神的历史，不过是各种互相斗争又互相关联的话语的复合体，因为历史并不存在现实当中，它只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争论和有待解释的文献之中，这样的历史，时间上既不具有连续性，空间上也不具有统一性，所谓的历史主体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设而已。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继承了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所论述的观点：关于历史的真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理论家创造出来的，是由话语权力的强弱即论证的力量来决定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认为权力与话语、论证、真理是一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