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1-0136-11 20世纪60年代末发轫于欧美的女性主义（也称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一般来说，欧美的种种当代文学思潮往往只能保持十来年的强劲发展势头，但植根于妇女运动的女性主义文评却可谓经久不衰。国内先后出现了不少评介女性主义文评的论著。对于女性主义文评之不同发展阶段，英美学派与法国学派之差异和交融，女性主义文评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国内不少学者可谓耳熟能详。但迄今为止，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注：国内将法文的“narratologie”（英文的“narratology”）译为“叙述学”或“叙事学”，但在笔者看来，两者并非完全同义。“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1），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主要关注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但对故事层次也有所关注，为全面起见，本文权且采用“叙事学”的这一译法。）依然为国内学界所忽略——至少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如此，尽管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有些国内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分析方法有所借鉴。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叙事学家针对叙事学忽略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同样，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针对自己的分析过于印象化的弱点，从叙事学领域借用了较为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这样构成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打破了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 虽然女性主义文评在英美和法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却主要在北美地区展开。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源地，然而法国女性主义文评却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也许是由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基本立场上的对立，以及叙事学重文本结构和法国女性主义重哲学思考等差异，女性主义叙事学未能在法国形成气候。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而与此相反，叙事学在美国发展较快，可以说，英语国家的叙事学家大多数集中在美国。在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鉴于这是国内首篇评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本文将首先简要概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过程，然后从两个特定角度对其进行评析：一是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二是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合理和偏误之处。笔者认为，从这两个角度可以较好地廓清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质特征，看清其长处和局限性，清理其理论上的某些混乱之处。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过程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兰瑟(Susan S.Lanser)。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该书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兰瑟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兰瑟摆脱了传统叙事学研究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就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而言，兰瑟不仅受到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而且受到吕西安·戈德曼、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和特里·依格尔顿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启迪，以及将文学视为交流行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该书的探索性质可见于兰瑟的自我诘问：“我是否可以采用否认社会现实与小说形式、意识形态与文本技巧之关联的批评工具［即结构主义叙事学］来探讨这些关联呢?”[1](P6)这本书虽然尚未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但堪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山之作，初步提出了其基本理论，并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实践。稍后，陆续出现了几篇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相结合的论文。在《放开说话：从叙事经济到女性写作》(1984)一文中，布鲁尔(Maria Minich Brewer)借鉴女性主义文评，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忽略社会历史语境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布鲁尔在文中考察了女性写作的叙事性(narrativity)，将对叔事性的研究与性别政治相结合。[2]两年之后，沃霍尔(Robyn R.Warhol)发表了《建构有关吸引型叙述者的理论》一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叙述策略。[3]荷兰著名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巴尔(Mieke Bal)当时也将女性主义批评引入对叙事结构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在笔者看来，这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和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