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1-0102-10 略说 语言是什么？索绪尔说是“符号系统”，哈贝马斯称作“普遍交往”。可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目中，语言中隐含了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符号系统则是一套象征性统治工具。凭借这一“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西方文化获得了隐秘政治功能。 综述 布迪厄的超越意识 1970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隆重讲演《话语的秩序》。此文宗旨，是要以一种新式冲突论，“就西方知识的历史命运，作出政治性解答”。然而冲突论的关键，并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而是尼采喋喋不休的权力意志。何谓权力意志？它首先是一种力(macht)。如何让力量获胜呢？尼采说：“赋予它一种内在意志，我称为权力意志。” 对于福柯，尼采是个“权力哲学家”。他不但描述权力争斗、张扬强悍意志，而且率先将权力关系“指定为哲学话语的核心”。福柯拓展尼采的权力观，使之广泛牵扯到：一，西方人孜孜求知的浮士德精神；二，西方人对于他人和世界的征服力；三，西方现代机构及其先进统治技术。 尼采权力说，暗藏了他对西洋真理的一大尖刻讽喻：古希腊人原本善良天真，他们相信话语的力量，在于谁说话、怎样说。那时节，长老在庄严仪式中发号施令，巫师神秘兮兮念动咒语。大群听众诚惶诚恐、心悦诚服。阴险小人柏拉图，竟从中窥见了真理秘方：原来权力来自神秘言说！于是他发明辩证法，组建专家群，独揽天下真理。在尼采看来，柏拉图的成功，在于他将陈述仪式化、制度化，使之变得可说，可写，可以重复使用并且强加于人。 福柯补充尼采：柏拉图之后，知识日趋强悍：它排斥日常言谈，强迫人们陈述。这说明“知识意志每天都在增强，加深，而且日益变得不可理解”。在福柯笔下，权力与知识不但并置，而且同构：“权力制造知识，它们密不可分。若不建立一个知识场，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应的权力关系。若不预设权力关系，也不会产生任何知识。” 《话语的秩序》强调：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和分配。由于权力的操纵，话语名为表意系统，实为强加于人的“暴力”。具体说，它体现为三种控制形式：一，言语禁忌：这好比中国的非礼勿言；二，理性原则：它排斥荒谬，讲究逻辑，杜绝一切杂乱柔弱的感性经验；三，真理意志，或一种上帝般的全知全能。 1984年福柯病逝前后，欧美学界爆发一场“后现代大战”。参加论战的法国人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竞相谴责现代性的弊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与之相对，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却坚持启蒙立场，鼓吹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的修补方案。双方攻防要害，落实到语言学层面，即如何看待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 1985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哲学话语》，批驳福柯的“反现代立场”。在他看来，由于迷恋尼采，福柯错把“保护自由的法律手段”看成了威胁自由的隐秘机制。他质问福柯：“社会化为何一面养成个人性格，一面代表主体的屈服？资产阶级宪政国家，为何反倒不如那些个极权政府？” 同年，德国教授霍奈特发表《权力的批判》，作者发现：法兰克福学派首领阿多诺生前一直局限于启蒙理性的总体化。以他为代表的西马理论，因此走向了衰败。阿多诺去世后，福柯与哈贝马斯重审旧案，可这两人由于立场不同，竟得出了相反结论：福柯认定“斗争行为范式”，哈贝马斯却主张“普遍理解范式”。霍奈特感慨：二者各执一端，都无力沟通理论与实践。读完霍氏评语，欧美学者都把充满希冀的眼神，投向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彼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南方小镇，父亲是乡村邮递员。1951年他考入巴黎高师，与德里达同届，比福柯低四班。美国专家施瓦茨评点说：由于来自法国最偏远的西南山区，布迪厄在高师学生中属于少数贫寒子弟，即“没有任何文化与社会优势可言”。 战后高师堪称左翼大本营。阿尔都塞长年主持马列研讨班，对学生影响巨大。布迪厄回忆说：“我很早就阅读萨特、胡塞尔。但我对青年马克思更感兴趣。《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令我心醉神迷。”1955年布迪厄毕业，去外省教中学。时逢阿尔及利亚爆发战争，他便应征入伍，去殖民地寻求机遇。1963年，布迪厄回巴黎谋生，并出任高研院的第六部主任。1968年新左派学生运动中，他带领一批青年学者创办社会学中心。1975年又打造《社会科学行为研究》。1981年，继福柯之后，布迪厄作为新一代左派学术领袖，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至90年代中期，布迪厄的学术影响遍及欧美。什么原因？有专家说：布氏锐意创新，改进方法，令法国社会学摆脱了学科局限，进而激活了教育、政治、文化研究。具体说，自1977年起，布氏费时二十年，打造一门“实践理论”，其目的是要超越“两种对立的知识范式”。 这两种对立范式的代表，分别是萨特与列维-斯特劳斯。美国专家施瓦茨说：萨特强调自由选择、主体创造；列氏则深信：系统能在意识之外，塑造并支配主体。这两种范式水火不容，将现代知识一分为二。布迪厄的野心，恰恰是超越二元对立、兼容两种范式。他回忆说：为了抵消索绪尔的影响， 我重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翁《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社会语言学的语用学基础，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出色的修辞学分析。而我的理论创新，主要来自我对总体野心的排斥。从表面看，我同法兰克福学派亲密往来。可他们那种贵族式的总体批判，时常让我感到恼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