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境理论的现代化 意境虽然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但它并没有随着中国古代史的终结而终结，而是一直存活到了现在，且保持着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它如同钱鍾书先生所说的：“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的批评都多少利用过。”（注：钱鍾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1937年8月。） 从梁启超的“新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拉开了意境理论现代化的序幕。随后，从宗白华、朱光潜和李泽厚的意境研究，到80年代以来的“意境热”，经过我国文论和美学界广大学人的百年奋斗，意境理论已基本上现代化了（注：参见拙作《现代意境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2期。）。 意境理论的现代化有三种情形：一是以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方法，从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意境：或对意境原始资料进行梳理、类编和校注；或对意境范畴术语进行新的阐释；或研究古代文论家的意境思想；或研究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意境呈现形态；或溯源探流、建构意境发展史；或从哲学、美学、佛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意境；或运用比较的方法、系统论方法、符号学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来研究意境，等等。有些学者还以现代文艺学科为参照，建构了意境学科体系，形成了“意境学”的新学科。二是以现代文论和美学为参照，给意境范畴注入现代的血液，并将它建构在现代文论和美学体系之中。30年代，老舍先生将意境范畴和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等人的意境观点，引入《文学概论讲义》之中。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专列一章谈“诗的境界”问题。这些是最早将意境范畴引入现代文艺学科建构的努力。进入80年代以来，意境理论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或将其建构在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中，如黄世瑜的《文学理论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或将其建构在当代美学理论体系中，如丁枫、张锡坤的《美学导论》和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等；或将其建构在部门美学理论体系中，如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和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三是将意境作为现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术语，广泛地用于中国古代文艺、现当代文艺和外国文艺的研究、赏析和评论领域。蓝华增在《意境论》一书中，不仅用意境论赏析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和《夜雨寄北》的意境美，同时也赏析了艾青《太阳》和陈继光《谜语》的新诗意境，而且还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诗歌意境的创造问题。蓝著旨在探讨“意境说的古为今用的问题”（注：蓝华增：《意境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是意境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对于意境理论现代化的追求，是当代创作界、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在这里，有艾青、郭小川、贺敬之对新诗意境的论述，有杨朔、刘白羽对散文意境的论述，有张庚对戏曲意境的论述，有李可染对新国画意境的论述，有陈从周对园林意境的论述，也有韩尚义等人对电影意境的论述，等等。80年代以来，在“淡化情节”的背后，是陆文夫、宗璞、王蒙、何立伟对于小说意境的营造（注：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7页。）。 此外，意境术语也被广泛地用在报告文学、童话、 民间文学、音乐、舞蹈、雕塑、建筑、书法、工艺等的鉴赏中。 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就是意境范畴的现代转换。转即通，是对传统意境论的继承；换即变，是对意境论的发展。但重点是后者，即将现代的新思想“化”入意境论之中。那么，“化”入意境论中的新思想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这不仅因为时间长，研究者众，成果多，难以概括；还因为“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像洪水般灌进我们的头脑”（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8页。），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复杂性。大概说来，“化”入意境论中的新思想，有两个方面： 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意境论的基础上增值和发展。如李渔认为，意境“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窥词管见》）。王夫之、吴乔、王国维也持这种看法。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其代表人物是李泽厚。他认为，意境是“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 （注：李泽厚：《“意境”杂谈》，1957年6月9日、16 日《光明日报》。）的统一。他用哲学反映论和艺术形象说阐释意境，并强调其创造性特点，还扩展了“情”与“景”的内涵。再如鹿乾岳认为，意境有内外之分，“神智才情，诗所探之内境也；山川草木，诗所借之外境也”（《俭持堂诗序》）。谢榛、陈匪石等人也持这种看法。在现代意境研究中，也有人以此为基点来阐释意境。如刘若愚认为，意境是“生命之外面与内面的综合”。所谓“外面”，“不只包括自然的事物和景物，而且包括事件和行为”；所谓“内面”，“不只包括感情，而且包括思想、记忆、感觉、幻想”（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湾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44页。），发展了前人的观点。 又如方士庶认为，意境有虚实之分，“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天慵庵笔记》）。这种看法自皎然和司空图以来也很普遍。在现代，蒲震元就是以此为逻辑出发点来研究意境的。他认为，“意境创造表现为实境与虚境的辩证统一”（注：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意境是特定形象与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意的总和”（注：《中国艺术意境论》，第20页。）。 在其中“化”入了辩证法和形象说的现代思想。 其二，以西方现代文艺美学思想来阐释意境，给传统意境论注入外来血液，使现代意境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变革。梁启超所追求的“新意境”，就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新意），与欧洲的物质文明（新境）的统一，其实质是“欧洲意境”（注：参见拙作：《梁启超的“新意境”说》，1996年1月31 日《广州日报》。）。王国维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以邵雍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来阐释意境，给传统意境论赋予了一个现代思想体系的框架。朱光潜先生以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论阐释意境。认为意境“是用‘直觉’见出来的”，“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注：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58页。）。在这种阐释的背后，弥漫着传统“情景说”和尼采、叔本华、博克、里普斯的影响。进入80年代以来，还有用西方“形象说”、“典型说”、“意象说”、“模糊说”和接受美学等观点来阐释意境的。意境范畴里“蕴含有理论的金块”（刘若愚语）。这些现代淘金者们虽然用的思想武器各异，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即借石攻玉，以“西来意”为“东土法”（钱鍾书语），使意境理论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