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3-0122-06 双性同体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出现于1929年出版的论著《自己的一间屋》之中。作家从两位一起钻进出租车的青年男女身上阐发了这一观点，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这一说法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众说纷纭的阐释，并渗入到当今诸多女性主义作家及评论家的创作与评论当中，成为一个既有争议而又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双性同体之所以会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伍尔夫所提出的观点新颖，而且还是由于它在研究方法和创作思维上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双性同体的观点，乍一看来，似乎与方法和思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然而，如若我们运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从方法论的视角来考察这一观点，探索伍尔夫的创作思想，或许就不难见出伍尔夫的创新之处。 一、批评的解剖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把人类的行为活动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前三种行为均不属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积极交往关系，而只有交往行为才是不分主动与被动、约束与被约束的平等交流，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问题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然而，这些研究，如若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来分析，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前三种行为方式中来考察的。 具体说来，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伍尔夫是要努力通过双性同体来达到实现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的目的。如卡罗林·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在《走向双性同体》一书中就认为，双性同体表达了将两性差异消融的理想[1](p.61)（注：除特别说明外，本节中有关评论家的具体观点均可参见John Mepham所著Virginia Woolf:Criticism in Focus一书第4章。）。两性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摆脱强加于男性与女性的条条框框，获得个人的自由，走向一种没有性别差异的理想社会。这显然是将双性同体的提出看成是一种目的性行为。 N.T.贝辛(Nancy Topping Bazin)与海尔布伦的观点不一样，她强调双性同体力求达到的是两性平衡的理想。她从认知法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伍尔夫是在把男女两性分别与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联系在一起（注：根据贝辛的研究，伍尔夫与劳伦斯一样认为人类有两种认知方式：“距离化”(apartness)这种理智的科学性的认知方式，以及“共生化”(togetherness)这种带有宗教性、诗性的认知方式。）。这两种认知式的综合、获得认识的过程就相当于男性与女性合二为一的过程，而双性同体就是两种力量达到平衡的理想状态。在贝辛的分析中，伍尔夫的小说创作也都被视为是作者寻求两种不同生活观念达到平衡的表现。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为，伍尔夫是在亲身经历并意识到以两性为代表的不同认知方式的冲突后，要借双性同体来加以表现，并努力去化解这一冲突。这种以表现为方式，以化解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戏剧行为与目的性行为的结合。 伍尔夫研究者马德(Herbert Marder)与贝辛的观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强调的也是两性和谐的内涵。在《女性主义与艺术：伍尔夫研究》一书中，他提出，双性同体糅合了女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因素，是贯穿伍尔夫小说的核心意象。他认为，伍尔夫的目标就是追求两性的和谐实现社会完美的状态，然而，他却忽视了男女两性的存异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米诺－平克尼(M.Minow-Pinkney)等解构主义者与他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应该说，米诺－平克尼等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对双性同体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他们借助于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剖析了双性同体的概念，指出它的内在矛盾性，既关注到这一观点中男女因素的融合性，也同样指出了差异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例如，米诺－平克尼在《弗·伍尔夫与主体的问题》中，提出不要轻易对双性同体做出某种确定性的评价。她以为，差异是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写作时湮灭性别意识，不是为了压制或消除差异，而是为了可以更加客观而清晰地表达差异。然而，她最终还是认为，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可见，在她的心目中，双性同体依然被定性为一个女性意识占上风的概念。 以美国女性主义者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为代表的学者则否认“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的概念。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她首先承认双性同体反映了伍尔夫试图融合个性中冲突的方面，但她继而指出，从伍尔夫的表达方式来看，男性意识占据了双性同体内涵的上风，它根本不是女性主义的概念，反而是伍尔夫深受男权思想影响的体现，是伍尔夫逃避现实，压抑愤怒，在曲意讨好男性的一种手段[2](pp.263-297)。虽然她与米诺－平克尼的结论不同，但两者都在试图找到双性同体中的主导思想，试图对之做出界定。其实，当我们把她们的争论并列起来考察时，反而可以得到对双性同体更全面的认识。 相对而言，鲍尔比(Rachel Bowlby)对这个概念的阐释颇为独到。她首先提出在这个概念中，男人与女人只是概念中的两个常量，没有明显的等级秩序。接着，她发现了双性同体结构中的旁观者，即叙述者。她认为，双性同体的画面都是处于这位叙述者——与实际具有一定审美距离的第三者的视野里，因此，这是一幅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画面。用她的话来说：“它不仅仅代表了整体性，而且在两性之间，头脑之中以及文学作品中，是以整合互补的理想形式表现的。表面上简单的男女二元关系由于这第三个因素——旁观者的额外在场而被打断。”[3](pp.43-44)这样，她不仅指出了这个概念的整体统一性，而且还指出了它的复杂性。不仅如此，她继而指出伍尔夫的表达中也隐含着男性霸权思想的影响。鲍尔比既找出共性，又点出对立，可以说是对伍尔夫的复杂多元性有相当的认识。但她与米诺－平克尼和肖瓦尔特一样，毕竟未能把各种声音看成是具有主体性的对话行为交往，依然是将它当作一种展开矛盾与冲突的戏剧行为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