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2-0154-07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做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两文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梁、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惟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顺美匡恶”，“主文而谲谏”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连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也发自内心地写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尧舜”就是一切，“尧舜”就是整个世界，惟有“尧舜”才有意义和价值。晚明时期，曾发生启蒙思想，如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就企图改变这种以君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 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新小说》杂志提出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话来说，即“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 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则提出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是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 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梁、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强调文艺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有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5]。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等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