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主持／王晓华 策划、杨长征 虔诚的建构意向与落后的文化抉择／王晓华 背离形而上学之神：张承志的歧途／葛红兵 批判理性的缺失／范钦林 超越“后殖民主义”语境的有益尝试／姚新勇 拯救的神话与自我中心主义／王世城 主持人的话 张承志是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写作姿态站立于当代中国文坛的。评论家们在评论张承志时，实际上已不是在评论作为作家的张承志个人，而是在评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由于张承志在1996年3月下旬到南京大学搞了两次很有特色的讲座，南京大学的学子们得以亲身领受张承志的生存意向和思想内蕴，中文系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随后举办了座谈会，对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张承志进行了严肃的评说，在校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应《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之约，我们在这次座谈会的基础上，写出了名为“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的系列笔谈，这可以看作南京大学的学子们对于张承志演讲的正式回应。 虔诚的建构意向与落后的文化抉择 由于张承志是个倾向性很强的作家，尤其是他的近期著作主要是以观点鲜明为特征，所以，评价张承志用艺术鉴赏式的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我认为，评价张承志的主要尺度有两个：其一，将张承志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其二，将张承志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来考察。这两个尺度都是历史的尺度。以这两个尺度来衡量张承志，就容易为其在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定位，获得具有真正意义的结论。 从第一个尺度来看，张承志的价值取向显然是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他有关哲合忍耶的系列文本实质上弥补了中国文化超越性不足这个欠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自孔子起就对超越性的存在持悬搁态度，而道家文化中虽设定了超越性的存在，但我们从已存的历史文本中看到的是道家的天国具有浓厚的现世意味，有时简直是将世俗图景移到了天上。马克思主义自本世纪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指向未来的超越性的一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文化上的整合遇到了一定的挫折。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界的一部分人又开始了改造中国文化的运动，试图为中国文化增加超越性的一极，使人们将万事万物都与终极的东西联系起来。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刘小枫。他试图通过引入基督教文化来使中国人学会终极关怀和终极思考。在文学界，张炜、张承志、史铁生三位作家是这种努力的代表。其中，张承志虽然是最偏激和富有异端色彩的一位，但他的虔诚是无需置疑的，我们在他的《心灵史》和《荒芜英雄路》等著作中能看到一种信仰之美。从长远上看，张承志等人的努力对改变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必然有积极的意义。 从第二个尺度来看，张承志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和蒙昧性，甚至有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指向背道而驰的一面。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个分化的过程：原始族类社会（人只有族类意识，只存在我们，而不存在我，以部落共同体作为实践单位）→阶级社会（族类意识分化为阶级意识，自我意识诞生）→自由个性社会（个人普遍成为个体，社会生活完全落实到个体层面上，人类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由阶级社会向自由个性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随着这种转化，原有的领袖／群众二分法正逐渐被消解。因为这种二分法在设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领袖）之时，使无数人处于无个性的群集状态，实际上是靠牺牲无数人的个体性来实现一个人的个体性。张承志显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他在《心灵史》等著作中反复赞美信徒对领袖的追随精神，如“只要认准了一位领袖，就不分天南地北地跟随着他”，可以为之抛弃家庭甚至“杀人越货”，为领袖牺牲更是“祈祷来的全美”。显然这具有极端的蒙昧色彩，而跟随领袖的信徒只能在崇高的感觉中成为无个性的人，即非个性群集中的一个分子。同时，张承志还承认自己的“领袖欲”：“人生应当有人来追随，选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为伍，给他们一次启迪一个证据……人如果能获得如此追随，便是成功者。”张承志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选择底层人民为伍，并不是想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而这意味着底层人民将永远是底层人民，即相对于领袖而言的群众；也就是说，他们不但获不了拯救，而且将更加沉沦于无个性的群集状态。成全一位张承志意义上的领袖，就要牺牲很多人的个体性。所以，张承志想成为哲合忍耶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可能有善良的愿望，但其结果却不是拯救，而是拯救的反面。拯救一个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使他成为个体。这一点，无论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历史教训中，都可以非常容易获得证明。由此观之，张承志后期著作中的主导倾向是与历史发展的最优指向正相反对的。明白了这一点，该如何评价张承志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张承志思想中的根本欠缺，他想通过弘扬宗教意识来为中国文化增加超越性一极之努力，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却注定是不会完全成功的，甚至会使中国文化产生倒退的态势。 背离形而上学之神：张承志的歧途 20世纪是文化崩溃与重建并存的时代，如雅斯贝斯所说，它仍是人类的末日，是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重新铸造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时段，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全民性社会试验与改造，但是很明显这些试验与改造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流血牺牲无数，而深层却并未触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它依然坚挺，依然在厚重的保护层下支配着国人的精神。世纪末是一个反思的时期，王晓明等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李泽厚以“第四提纲”为代表的哲学探索，都是这种反思与寻求的表现。在这一大潮中，张承志的声音是独特的，他找到的是哲合忍耶。的确，人类的生存除了需要衣食住行以外还需要精神，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谈到到底需要什么精神便复杂了。西方人有宗教传统，他们思维中心是人与上帝、人与自然；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首先思考的是人与社会，中国是一个伦理学的国度。任何不是建立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上的所谓彻底的精神改造，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