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2-0001-09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对后现代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中国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后现代具有“类后现代性”，即它因为经济地位落后的原因正在走向现代，但其文化的超越性和精英们引进的急迫性又使它具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因此，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多元、传统的强盛、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市民文化的崛起和乡村文化的落后成为一道多元差异性文化景观。 后现代主义引发了当代中国多种问题，如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文化观念转型问题、价值归属问题、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等。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路引进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种回避的态度不足取，那种站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立场宣布什么本质层面被取消，什么东西不具有合法性，其本身就是独断论的。在后现代语境的多元对话中，既不能采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搞封闭，也不能采取中心主义的态度进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应充分承认个体的差异，强调达到“共识”的合理的具体步骤的合法性。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下面，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文学艺术、新世纪文化转型等几方面的“后学”(post-ism)问题，就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做一学术史考辨。 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后现代理论的时髦和现实问题的复杂造成的交错状态，使中国学界必须认真分析传统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那种缺乏分析的取舍使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困难，同时也使选择的主体和主体的选择分外艰难。这方面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 向世陵在《传统、现代、后现代与中国哲学的价值》[1]中认为：“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产物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第一推动’。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的理性启蒙，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条道路本身却是不完备的，时代提出了调整的要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强调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如此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性文化进入中国同步的。后现代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评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青睐，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他认为，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21世纪的价值，离不开西学的参照。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准备了条件，中国哲学本有的开放性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在认真总结自身短长的基础上，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自觉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结构模型和变常互动互补的生存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与现代性、后现代的相互折衷，必将能够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呼应并与传统思想产生某种共鸣，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重受重视和被大力推崇。集中体现中国哲学价值的流变性、和合性、生生不息性、天地人一体性等与后现代的不少主张是不可相容的。 陈喜辉、付丽在《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现状》[2]中认为：“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人类精神的境遇和反抗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陌生的只是面孔和语言。我们相信浪子式的后现代主义能在古老的中国找到自己的源头，而幽玄的道家思想能借清明的西学得到现代的诠释。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等已表现出某种对中国文化的寻亲意识。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皆禀赋鲜明的反传统、反理性主义倾向。当三代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整合为礼教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老庄以自然主义的“道”为出发点，以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为根据，彻底泯灭了理性规划的可能性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道通为一，人与物齐，在西洋哲学中死去活来的二元论和主体性等问题对老庄来说如雪融于水。”换言之，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思潮，具有内在的亲缘，在言不尽道、反理性专制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在消解的同时表现出建设性的价值。这种内在的亲缘孕育于同在边缘的命运，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道家对礼教中心和经学中心的批判。二者的比较研究已广泛展开并引向深入，根本指向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等问题。 张建军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3]中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经典的视界，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解《庄子》，可以发现《庄子》在反对崇高、解构神话、以边缘立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庄子》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以原始天真对抗模式化世界，以人类精神解放为其终极目的的一种追求，它通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更为自由的境界。 余章宝在《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4]中认为：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因而，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其《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