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l-4721(2003)03-0053-06 一、感性学与现代派文学 （一）Aesthetics：从美学到感性学 感性学(Aesthetics)是18世纪中叶（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为了研究人类的理性与意志之间的感性而创设的一门学科。它是专门研究人类的包括美感和丑感的感性或感觉的学问。日本的“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是把aesthetics译为“美学”的始作俑者，而且他将此解释为“专门研究美的学问”。中国最早接触并翻译所谓“美学”的学者是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后来我国学者一般把aesthetics译为“美学”。[1](P5)假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美学大讨论改成“感性学大讨论”，在当时大概就不能发动和进行下去，因为我们那时的界定与理解是局限于“美”、“美感”、“审美”等较为狭窄的范围之内的。 在当代，这种由单一的研究“美”的学科之弊端已经日益突出，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笔者曾有大略统计，从1949年到1979年，美学界关于美和美感的文章可以用连篇累牍来形容，达数百篇，而论丑、丑感以及荒诞等美学范畴的文章才十几篇。相应地，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直接把美神圣化、纯粹化、教条化。时至新时期，它还在禁锢着许多作家的创作思维和方式，比如海子等人的诗、《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伤痕反思小说甚至90年代张炜的一系列小说如《柏慧》、[2]《家族》[3]等等，总有一种矫情的构思模式：审美和道德之善压倒了审丑和人性之恶。 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些著名学者探讨关于“美学”一词翻译中的问题。比如，朱光潜先生在这个词的翻译问题上也曾颇费踌躇，他在1981年写道：“西文中的aesthetics在我的早期著作中，都译作‘美感’，后来改作‘审美’。后者较妥。丑，也属于审美范畴。”[4][P12]其实他早年就提出，应该把aesthetics译作“直觉学”，“因为中文‘美’字是指事物的一种性质，而aesthetics在西文中是指心知无物的一种最原始的活动，其意义与intuitive极相近”。[4](P12)显然这种译法是受克罗齐影响的。宗白华先生在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时也曾意识到这一问题。康德曾说：“一个本身被认做不符合目的的对象怎能用一个赞扬的名词来称谓呢？”[5](P84)由此，宗白华在《美学与艺术略谈》一文中认为：“‘美学’的英文Aesthetics、德文的Asthetik，源自于希腊……是关于感觉性的学问底意思。但是现代学者却差不多共定它是个‘研究那由美或非美发生的感觉情绪底学科’。”[6](P202)因此，在现代派文学已经蔚为大观的今天，有必要把“aesthetics”从“美”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还原它的“感性学”的原本意义，重建中国人先秦时期就比较辩证的感性思维（审美和审丑及其二者的统一）。 （二）现代派文学——作为城市感性的出现 虽然早在18世纪中叶感性学就已经诞生了，但在创作方面表现了现代意识、现代感性的开山之作到了约一个世纪后方才出现，这就是1857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惊人之作《恶之花》的出版。在此之前的1853年，德国学者罗森克兰茨发表了专著《丑的感性学》(Aesthetics of the Ugly)。[7]18世纪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的理性足以引导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思想和文艺追求理性至上主义。而19世纪是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化、获得现代性的时代，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地理文化学现象就是现代城市的出现。李欧梵先生说：如果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现代主义就不可能出现。[8]（序P3）也就是说，现代城市出现了，描写城市中的“新感性”的创作才能出现。这种“城市感性”正是现代主义文学赖以产生的基础。而现代感性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有现代性的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恰恰在充满了血腥和资本罪恶的19世纪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种极权统治的20世纪。理性主义时代是审美的时代，而非理性主义时代则是审丑的时代。当然，审丑时代是对审美时代的反叛、包含和超越，也是感性学得到验证和丰富的时代。城市的发展、发达乃至极度膨胀，不但是物质文明得以发展的途径，也是现代的罪恶的渊薮，同时也是“城市感性”得以形成传播的环境。 城市感性既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又是相对于乡村伦理来说的。关于乡村伦理，可以从西方或中国的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中阅读到。乡村伦理在英国的哈代和“五四”新文学中的乡土一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诸如阶级的对立，生活的困顿，人性的愚昧，环境的窒息（鲁迅、鲁彦等等）；或者也可以阅读到悠闲自得的明丽画面、纯情浪漫的月下小景、缓慢自在的笙歌箫音，甚或温馨浓郁的血缘亲情（沈从文、朱自清等）。而与此相应的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和创作原则。在城市生活开始取代乡村景况的时候，这些较为单一的、纯粹的方法已经不能表现现代都市人灵魂漂泊的心理现实。因此，文学与现实相伴而行，表现城市感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在西方（欧美），随着大工业和城市现代文明的崛起，乡村况味和乡村伦理让位于城市景观和城市感性，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让位于现代主义文学。对此，我们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城市感性到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中获得比较清晰的理路。作为最早的描写现代城市感性的现代派文学，《恶之花》在城市生活的氛围中发现了一种具有二重性的人性诉求：上帝或天使，撒旦或魔鬼。波德莱尔说：“在每个人身上，时刻都有着两种要求，一种向往上帝，一种向往撒旦。对上帝的祈求或是对灵性的祈求是向上的愿望；对撒旦的祈求或是对兽性的祈求是堕落的快乐。”[9](P10)在这种意识导引下，他写道：“骚动喧嘈的城，噩梦堆积的城，／幽魂在光天化日下拉扯行人！”[9](P10)诗人认为诗歌不应是廉价的欢歌或卑贱的颂词，而应是从外部世界伸到内心世界中去的心灵探险，是到人的心灵深处，到最阴暗的角落里挖掘现代的感性。因而他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表面上绚丽多彩，但内里丑陋不堪、令人厌恶的城市生活写进了诗章。诗人看到巴黎街头那些惊慌战栗、踽踽独行的老妇，于是写道：“那些破损的怪物曾经是女人。／艾萍宁！莱伊斯！驼背的弯腰的／怪物，爱她们吧！她们还有灵魂／透露在粗布衫和破裙子之间。”[9](P23)在一开始建立起来的法国现代派文学那里，就有对于现代性的两面性的反思、警惕甚至批判，大概除了未来主义短暂的对现代都市速度、力、机械之外，在西方整个百余年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历史中很难见到对城市的廉价赞美。除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反感和批判不说，单就现代主义对社会（政治）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我们就可以发现西方诗人作家和哲人们一样，满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世界情怀，在对城市文明和城市感性的质疑性揣摩中，尽量抑制和批判都市文明的弊端。在早期的现代主义即象征主义那里，从里尔克到艾略特，他们运用的是一种新的感性学表达方式。如里尔克的《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