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讨论评估 林：这次到北京时间很紧，但还是想见一些朋友，特别是你们二位老朋友，能不能先聊聊京都文坛目前在关注一些什么。 何：主要还是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当然不只是这个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在一个大问题里头往往穿插进一些小问题。 白：这个讨论的背景我看主要是显层次和隐层次两个方面。从显层次上看，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影响下，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重“利”轻“义”的倾向，并成为时尚，使得不少人为了“物质”而忘了“精神”；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严肃文学越来越不景气，人文学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俗文化的一极却发展很快。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双重的道德下滑和精神失落。从隐层次上看，这些年随着社会生活中心的位移，意识形态体系在分化和淡化，知识分子也走向边缘化，这就在精神和生活方面出现了“怎么办”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焦虑社会的同时更加焦虑自身。 林：看来问题是有感而发的，但其中暗含的对社会人文现状的看法是否太悲观了一些？ 何：是有这个问题。他们对社会道德现状、人文科学现状都有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抓住了一些问题，也忽略了一些问题，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不管怎样，提出人文精神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很适时的。 白：人文精神的提出者主要倡扬要超越功利去关注人的生存的意义，超越问题层面去追求人的道德基点。他们认为这种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主流已经失落。现在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应该是有原则上的普通性和个人的实践性。由后一点出发，他们又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建构，有的甚至把人文精神归结为“文人精神”。不赞成的主要认为人文精神的内涵所指不清，也有人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冒险主义。 林：人文精神的提法和我的一些想法接近。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占有者、文化的传播者，有探寻自身又启迪民智的责任，因而应当走在历史的前头。 何：但有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人文精神以什么为支点，知识分子在哪里立足，这是目前特别需要探讨的难点。 林：这个讨论如能再切近一下实际就好了。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最令人担忧的人文状况是：躲避现实，缺乏历史责任感；躲避崇高，缺乏理想主义；随波逐流，缺乏独立的人格精神。所以我倾向于从当下的现实背景出发来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在讨论重建人文精神问题时最重要的是强调如下三点：一是弘扬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二是弘扬知识分子追求精神价值、注重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三是弘扬知识分子敢于行使文化批判职能的独立人格精神。这些都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 白：人文精神讨论中还涉及到一些作家，目前大致的情形是很有一些论者褒二张、贬二王，即张承志、张炜常常被作为正面的榜样，而王朔、王蒙往往被当作反面的对象。 何：抬二张是很明显的。张承志提倡一种原红卫兵的“清洁精神”，张炜主张为文、为人的“不宽容”，这作为个人的一种追求，都是可敬重的，但有人把他们作为人文精神的两面旗帜，这便引起了争议，有人写文章进行商榷。 何：问题在于愤世疾俗的个人情绪缺少一种科学的理性，内含了某些向后看的意味。而关键在于对蓬勃展开的市场经济不认同。 白：贬二王也有问题。王朔的创作及其内含的意义，决非一句“玩文学”所能概括，他在消解旧道德、张扬新个性方面的独特作用，被有些人一概抹煞了。 何：也不能把他的创作简单归结为“痞子文学”。其作品影响是广泛的，有社会性的，这是一般的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对僵化的东西，伪崇高，伪理想的东西的调侃与解构，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常常连正面的东西也一并嘲笑，一并解构，王朔的出现，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他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化。 王蒙作为一种现象 林：把王蒙牵涉进来是原先未想到的。 何：王蒙在《躲避崇高》的文章里对王朔表示了更多的理解，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有人写文章指出王蒙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一个典型。 林：王蒙作为一个很优秀又很重要的作家，他肯定王朔作为一种看法，不应当成为什么问题。 何：问题不在这里，有些人认为王蒙从创作到言论，都过于机智、过于辩证，有失之于圆滑的毛病。这一点，个别年轻学人看得比较重。 白：其实，由“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本可以引出两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比如当代中国文学的不景气，作家自身有什么原因，与作家所处的社会有什么干系？还比如，就认定王蒙等人“过于聪明”，那么这种聪明主要是个人性情使然，还是社会冶炼的结果？他除去影响伟大作品的产生，是不是还在阻击极左思潮、维护艺术个性方面有独特作用？本来这些问题更有意思，但却被争论几方的情绪化遮掩了。 何：左派们猛攻王蒙的炮声并没有停歇，另一面又开火了。王蒙及其经历，其实是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深刻的文化现象。他从早年成名，到打成右派，从“归来”到出任部长，到辞职，到再当作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真思索。对他当然可以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保持在学术、学理的层次上。王蒙确实有过人的聪敏与机智，许多事都能应付裕如，显出举重若轻的潇洒。但他“大事不糊涂”，决不拿原则、拿人格作交易。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起着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但他不是圣人，有时甚至显得天真，他有时也会讲有失分寸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