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9-0168-13 谈到罗蒂(Richard Rorty)的著作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每每语带讥讽地进行挞伐。其文不乏漫画与歪曲对方之处，却一如既往地酣畅淋漓。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样伶牙俐齿的罗蒂论及伊格尔顿的次数则却寥寥无几，而无论是在讨论女权主义思潮时的间接涉及，还是对伊格尔顿著述的直接评论，所聚焦的都是意识形态论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切的回视契机与观察视角。由此，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伊格尔顿何以对罗蒂总是那样不依不饶，而且更能明白他们理论取向的异同之处，并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窥见二者之间根深蒂固、难以调和的冲突。 一、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 在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这部影响深远的专著中，罗蒂对传统认识论的“表象论”展开了系统批判，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表象论”，在他看来，“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用来代表现实的”①，我们无需矢志不移地探寻不容置疑的表象并以其作为信念的基础，无需执迷于知识为准确再现观念之集合的陈规，而应勇敢地去实践认识论的行为主义。因此，哲学传统中的诸多二元对立——譬如表象/实在，属性/本体，现象/本质等在罗蒂眼中顷刻间都土崩瓦解了。容易看出，“反表象论”就是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名异而实同。与罗蒂坚决的、一以贯之的反形而上学态度相比，伊格尔顿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有些特别。要而言之，在文学方面，伊格尔顿表现出激进而果决的反形而上学姿态，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证明。但在除文学以外的文化、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伊格尔顿既坚持好的形而上学，又批判坏的形而上学。正是这种选择性的赞成与反对，决定了伊格尔顿与罗蒂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亲和性与冲突性都切实存在，而非向壁虚构。如果说在界说何谓文学时二者可以相处融洽的话，那么，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范畴的效用问题上则彰显出两人冲突的一面。 具体而言，正是秉持着反形而上学的哲学精神，目光如炬的罗蒂对女权主义者从事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事业深表怀疑。究其根源，问题来自意识形态这个引起烦扰的概念。让罗蒂有些疑惑不解的是，既然伊格尔顿已经列举了关于意识形态涵义的诸多众说纷纭的文献资料，已经意识到这个术语的多义与含混，那么，就完全不必在它上面再枉费精力。然而，“伊格尔顿拒绝接受如下普通建议，这个术语已经如此麻烦，不值得给它下一个如下的定义：‘专指通过歪曲和掩饰来帮助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合法化的理念和信念’”②。问题在于，“由于‘扭曲’事先预设了一个再现媒介，那个媒介强加在调查之中的我们和客体之间，因此‘扭曲’产生了一个表象，那个表象并不符合于客体的实在。这种表象论既不吻合于实用主义者的如下主张：真理既不与实在的内在性质相符合，也不吻合于解构主义者对于德里达叫做‘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拒斥”③。换句话说，伊格尔顿给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带有挥之难去的形而上学印记。其实，伊格尔顿对类似的实用主义指责有过明确的回应。具体来说，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批判无异于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因为由社会实践构成的男男女女无法跳出实践进行彻底的批判分析。“实用主义者反对‘意识形态学家’的例证是，如果它执意那样做，就只能站在它要批判的文化之外的某个阿基米德支点上。不存在这样的支点，即使存在，离我们的生活形式也太远了，无法有效地抓住它。在我看来，这是误导的观点。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概念一样，从文化里面的某个地方发动一场激进的文化批判完全是可能的，主要是从那些内部裂隙或故障线发起批判，因为这些地方暴露出文化里隐伏的矛盾。”④易于发现，伊格尔顿并不认为一谈“扭曲”或“批判”，就必然需要一个形而上学的制高点，必然堕入本质主义的泥沼。 有意思的是，尽心竭力反对形而上学的罗蒂竟然也被伊格尔顿挑出了形而上学的嫌疑。在解释美国当代自由主义者为何愿意帮助大城市中的年轻黑人时，罗蒂提出：“我们会不会说，这些人之所以应该得到协助，乃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我们也许会这么说，但是，不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远具有说服力的作法，是将他们描述为我们的美国同胞，并坚持美国同胞竟然活得如此绝望，是可忍孰不可忍。”⑤换言之，罗蒂认为诉诸“人类”普遍性太过、难以服人，而诉诸“美国”则更具地方性，更能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团结感。针对这个解释，伊格尔顿深刻质疑其适用性：既然美国同胞也分高矮胖瘦，那么，“如果把怜悯之心放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基础上，那就肯定会有一些惹人讨厌的抽象之物”。于是，这里的“美国”就不可避免地“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形而上学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⑥显而易见，伊格尔顿认为一定程度的抽象、元话语或形而上学本质是殊难避免的，罗蒂并未真的能够免俗。当然，在罗蒂的话语网络中，“美国”绝非什么基础性的本质，而是扰攘红尘中男男女女都会随身携带的“终极语汇”。“这语汇之所以是‘终极’的，乃是因为凡对这些语词的价值产生了疑惑，其使用者都不得不求助于循环的论证，以求解答。那些语词乃是他在语言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超出了那些语词，便只有无助的被动，或诉诸武力。”⑦也就是说，“美国”这样的语汇根本不需要解释，其含义已然约定俗成。在这个层面上，罗蒂想必会对伊格尔顿有些无谓的质疑一笑而过。 更重要的是，伊格尔顿严词批评罗蒂的反形而上学做法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罗蒂宣称他所认可的文化传统纯粹是偶然的，伊格尔顿的问题是，“如果形而上学无法替文化背书，那么在众多文化中作选择时，也就没有理性的基础可言”⑧。从根本上说，“罗蒂所做的是把偶然性提升至普遍性，又同时保留其偶然性，因而使他的历史主义和绝对化的西方意识形态能够和平共处”⑨。罗蒂的著作“从它的激进派对手的脚下扯去其形而上的基础，这样它就能够避免直接涉及它们的政治学所引起的尴尬……但是在试图从它对手的脚下夺去基础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发现它自己不可避免地拆了自己的台，使它自己感觉到，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要抵抗法西斯主义”⑩。令伊格尔顿担忧的是，如果像罗蒂那样撤去基础，我们甚至就无法为反抗残暴与压迫进行合理辩护。需要注意的是，伊格尔顿立足政治，对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有褒有贬，他一力维护“好的”本质主义，而口诛笔伐“坏的”本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