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又译詹明信、杰姆逊、詹姆森)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中具有枢纽性的重要作用，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旧有的新批评的内部研究与新兴的历史文化学派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①。在与西方诸多理论流派的比较中，詹姆逊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可以为克服这一矛盾提供“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②。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理论品格的认识，詹姆逊试图将当时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之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为詹姆逊奠定学术基础的主要是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三种理论在詹姆逊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叙事分析的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结构主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叙事分析的逻辑维度和语言学维度”，那么精神分析则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语言投射和愿望满足的维度”③。这种知识图谱在詹姆逊早期的研究和著述中呈现得比较清晰。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认为，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试图“以语言为模式，按照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而这种模式在带来了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兴盛的同时，又难以避免地陷入了一种“语言的牢笼”。要走出这种“语言的牢笼”，就必须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法，将文学理论重新向历史和政治开放，这样才能使“共时分析与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等问题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与解决④。进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在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内部形式”或“形式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辩证批评”的理论构想。在随后对路易斯的作品展开分析的《侵略的寓言》中，詹姆逊首次提出了“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并通过引入精神分析视域对辩证批评进行了完善。在这部作品中，詹姆逊指出，在当代文学理论思潮中，意识形态、心理分析和叙事分析“构成了一个坐标”，并为研究“一种新近最罕见、最难理解、最鲜为人知的英文小说构建一种阐释模式”。因此，要研究路易斯作品中的“政治无意识”，“就必定迫使我们将叙事分析、心理分析和探索意识形态的传统和现代的方法联系起来”⑤。紧接着，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以“政治无意识”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当时的诸多理论和学说加以辨析和融通，以及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人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建构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可以说，“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出场，不仅是詹姆逊对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矛盾和张力进行反思与回应的结果，也是他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重要步骤。虽然詹姆逊将“政治无意识”作为其代表作的名称，并在书中多次提及，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因此，要把握“政治无意识”的内涵，就需要在詹姆逊对诸多流派、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分析与评述中，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论构成和阐释实践进行梳理和辨析，从而勾勒出一个以“政治无意识”为关节点的理论图谱。 一、“无意识”的谱系及其符码转换 在詹姆逊对精神分析的借用中，无意识和欲望是最关键的两个术语。詹姆逊主要在其文学理论中借用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而将拉康和德勒兹的欲望理论运用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从理论构成来看，显而易见，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的综合。虽然马克思关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弗洛伊德所关注的则是个人主体隐秘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结构，但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与融通的障碍。事实上，在对话中吸纳和借鉴精神分析的理论学说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比如，弗洛姆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之间“共同的基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认为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摆脱奴役人的力量的束缚，人才可以获得自由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这种奴役人的力量是外在的异化的社会历史，而弗洛伊德则将这种力量的本质归结于人内在的生理上的力比多或生物学上的死本能或生本能⑥。威尔海姆·赖希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思考一种“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试图借此发现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大众心理机制⑦。马尔库塞在吸收精神分析的欲望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爱欲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和“新感性”的社会批判意义。阿尔都塞则采用精神分析的“症候分析法”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发展出一种文学批评的“症候阅读法”⑧。正是这种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吸纳与借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的欧洲理论界，伴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嫁接的知识传统又不得不加入结构主义的维度。福柯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描述：“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时代的真理。”⑨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这三者之间寻求融合，成为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论，也是詹姆逊学术起步阶段所面临的知识状况。“政治无意识”理论就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以结构主义为中介，对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学说进行符码转换的结果。 哲学家们往往将创造新概念作为哲学话语创新的主要途径。但是，在詹姆逊看来，创造新概念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更喜欢对已有的概念和范畴进行符码转换⑩。所谓“符码转换”，即“发明一套术语，或战略性地选择一些特殊的符码或语言，如此同样的术语便可以用来分析和连接两种迥然不同类型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11)。詹姆逊习惯于把其他批评理论的符码置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从而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詹姆逊对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符码转换”，并与“政治”概念相嫁接，形成了其文学批评中的核心范畴“政治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