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2-0047-06 近年来常常有人对文艺学这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在西方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并没有“文艺学”这样一个学科，而只有比较文学、文学批评等等。这种质疑对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的确提出了挑战，但还不足以对这个学科的存在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任何学科的设置都是人为的，都带有某种偶然性和主观性。只要这个学科有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就够了，我们不必非与西方人保持一致不可。但是现在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也出现了问题：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因此文艺学似乎已经渐渐失去了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不得不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等学科争夺地盘了。看上去文艺学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于是人们开始忧虑这个学科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了。面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洪流，文艺学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是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1.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的话题的。从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现象越来越成为西方理论界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并且联系国内文化现象进行探究。毫无疑问，无论东方西方，这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话题，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美学，甚至文艺学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看看以往人们对新兴文化现象的态度常常会对我们的现实选择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西方学界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新文化现象的言说立场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个世纪前半期，对于方兴未艾的现代文学与艺术思潮，那些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的批评家曾经表现出极大的鄙视与愤慨。大批评家卢卡契就曾对“从表现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各种现代文学流派进行过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文学只重视“直觉”而忽视了“本质”，没有正确的创作原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指责它们是“资产阶级艺术的死之舞蹈”[1](P10-15)。各种现代派文学在批评者眼中简直成了腐朽、堕落的代名词。然而就在当时已经有批评家站出来为现代派艺术辩护了。恩斯特·布洛赫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一文中认为，表现主义也是传统文学的合逻辑的发展，有着“破坏清规戒律与经院主义”的重要意义，而且是“完全回复到人民的艺术”，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2](P224-227)。之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恩斯特·费歇尔在《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等文章中也对卢卡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该机械地理解“现实”与“真实”等问题，不应该站在19世纪文学的立场上来衡量20世纪的文学。这都是十分中肯的批评。从整体上看，作为卢卡契之后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不仅不再持否定态度，而且认为这是现代唯一真正具有批判性的精神武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与压抑的反抗，是以否定的形式维护人的自由本性的文学。他们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这种态度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新的文化现象的自觉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20世纪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当然卢卡契代表的批评家也属于这个阵营，只不过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资源是19世纪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赞扬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面临世纪之交文学的急剧变化，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深思熟虑，甚至根本就没有形成对现代派文学的解读能力就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然而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同样跳不出卢卡契曾深陷其中的那个怪圈。在他们努力将现代派文学塑造为经典的同时，另外一种文化现象又不期而至了，这就是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在现代科技带动下的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文化消费空前膨胀起来。马克思曾经深刻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在大众的精神文化领域也获得了统治地位，社会上出现了审美泛化的大趋势。于是批评家们惊愕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将铺天盖地而来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洪水猛兽，视为人类精神从未有过的大劫难。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们开始了激烈的批判。他们将大众文化的产生机制命名为“文化工业”，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称之为“社会水泥”，将大众文化“压制人的想象力”、使人们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认同社会等级秩序等等看作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新的控制方式。总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人类文化的堕落。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令人想起卢卡契之于现代派文学艺术的态度，二者的这种相似性说明什么呢？ 传统知识阶层，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使命感，认为自己是人类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他们往往以“立法者”自居，自认为是人类良心、正义、真善美的代表者。他们习惯于向全社会提出某种价值准则，也习惯于对他们不能理解或接受的事物提出否定性评价。例如中国传统文人对“雅”文化的追求本身就是对“俗”文化的压制与排挤。他们正是要通过营构精神贵族的文化趣味来确证自己“准”贵族的社会身份。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这样带有精神贵族特征的精英知识分子。前者对现代派文学的批评与后者对大众文化的批评都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与滑稽。其悲壮来自于出发点的正当性与态度的极为认真严肃；其滑稽则来自于他们面对的都是势所必然的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并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批评而消失。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面对势所必然的事情大声抗议都会产生某种滑稽的效果。 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振的批判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以往的精神文化的产生与演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阶层自觉建构的产物。例如中国古代儒家士人的话语建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得儒学由民间的私学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并统治了中国两千余年之久；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以理性为核心价值的话语建构也同样形成近代西方思想领域的主潮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完全有理由对他们感到陌生的文化现象，即不是在他们的话语建构范围之内产生的文化形态给予否定性评价。他们这种行为的悲剧性在于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阶层安之若素的那种言说立场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物质基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高科技、现代传媒、文化消费需求已然悄然无息地取代了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角色，它们成为真正的“立法者”。经过长期启蒙精神的熏陶与文化普及而改变了精神状态的平民百姓成了新的“立法者”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之间业已形成了“共谋”关系，而靠话语建构为社会立法的知识阶层实际上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其悲剧性之根本所在。悲剧性的真正根源是那些精英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社会境遇的根本性变化，依然认同着原来的社会角色，并且苦心孤诣地进行着话语建构。这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虐性悲剧，而是相信自己可以力挽狂澜的英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