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份“论纲”，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我对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基础、逻辑支柱、逻辑体系的认识。 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基础 理论指导、价值取向、理论特点、哲学基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座大厦的逻辑基础。 （一）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所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理论指导。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不例外。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是因为：研究文学现象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才能更好地解决种种问题，完成种种研究任务。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作指导，才能解决文学本源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从主张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出发，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就告诉人们，文学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第二，只有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才能科学地有效地解决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中的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就启示我们，尽管文学的源泉是社会生活，但在考虑文学的构成途径时，必须联系社会生活的对立面—人的本质、人的意识来看问题，必须承认文学的构成途径是两条，而不只是一条（注：肖君和：《文艺研究新模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在重视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决定作用的同时，充分重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审美作用，使文学创作中的这一关键的构成途径问题得到解决。第三，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指导，才能看到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明确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国家民族中的职责。因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从根本上揭示出，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直接决定包括文艺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革的，则是生产关系这个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革，生产力的变革要通过经济基础的变革和政治环节的变革对文艺发挥影响。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同，文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不同”（注：李准、丁振海：《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新方法的探索》，1985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 （二）价值取向。“三个面向”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意味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而也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价值取向。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客观历史进程和世界文明主潮流。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任何一种事业，离开现代化这一客观历史进程和世界文明主潮流都是没有出路的。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种事业当然不能例外，当然得以面向现代化为价值取向，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融入世界文明主潮流而具有符合现代要求的特点。第二，随着交通工具、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革命的兴起，整个世界已经连成一体，因此，面向世界而开放就成为发展包括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内的一切事业的必由之路，而这就意味着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时候，要博采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之长，以丰富自己。第三，至于“面向未来”，那更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面向未来才能保持超前的姿态而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时代的要求，更好地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三）理论特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特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也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特点，因为后者隶属于前者，是前者的一个部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点可以分开来看：(1)民族特点。民族特点就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三个面向”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上面的“中国特色”，而这种“中国特色”又突出地体现在中华民族特点上。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特点是“中国特色”的核心，如果缺少中华民族特点这个核心，“中国特色”就不成其为“中国特色”。那么，什么是文艺学领域的中华民族特点？承传了几千年的写意传统、意境理论就是文艺学领域中的主要的中华民族特点。如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中，让写意传统、意境创作取向、意境理论与同样承传了几千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那里进到了发展高峰的西方写实传统、典型创作取向、典型理论平起平坐，并自然地糅在一起，就会在“中国特色”的追求上前进一大步。(2)科学特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须具有科学特点，这种科学特点当然有多方面的表现，“从结构形态上看，主要是通过相关概念和范畴，对文艺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主要理论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基本关系等做出体系化的、合乎科学规范的有机组织。而从理论功能上看，则是指理论观点和内容应是对于文艺学事实和文艺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概括，并能够用以指导文艺实践健康发展，能够用以解释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谭好哲：《立足对话，面向综合》，《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3)大众特点。邓小平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能够面对他们（亦即面对人民大众），从理论上反映他们的文学要求，就是文学的大众特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具有这种特点。 （四）哲学基础。与传统的以列宁的反映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用列宁的反映论指导文学的做法不同，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作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用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指导文学。这是因为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比之反映论，包括冠以列宁名字的反映论、主体性理论，更能为文学解决各种于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譬如说，按照马思的主体—客体理论，人类主体对客观外界的关系包括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三者的统一才构成人的完整的对象性的活动。因为包括认识关系，所以要求认识客观实在，对客观实在进行追寻、探源，这就有利于解决文学的源泉问题。因为包括实践关系，这就有助于从实践角度、从生产劳动角度看待文学，引出“文学生产”理论。因为包括价值关系，我们就可以由此知道，人们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本质上都是实现某种价值成果的活动，追求某种价值目标不仅是认识活动的目的，也是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么一来，就解决了文学创作原动力的问题（注：肖君和：《肖君和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