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4)03-0023-05 关于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扰，我首先想到就是“文化研究热”，以及它给现当代文学带来的研究格局调整的问题。 这些年来，文化研究几乎成了又一种“显学”，很多中文系（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也都在朝这个领域靠拢。文化研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生面，也因为这是对现存学科体制的一种批判和解放。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当代文学由“向内转”转入了比较多地关注文学形式和文本表达方式，的确多少又出现囿于形式的游戏倾向，这个学科往日有过的能与社会互动的活力日渐丧失，也不能满足富于文学使命感的学者的追求。文化研究的“侵入”，自然有它的逻辑，它找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软肋”，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缺陷。我们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张爱玲热”、“王朔热”、“通俗文学热”、“国学热”等等现象层出不穷地涌现到人们面前，文学研究界几乎“失语”，既有的文学理论资源已经难于解释许多前所未遇的精神现象，因此转向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就顺理成章了。文化研究的确让众多学者重新获得学术的冲动，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他们要扩展研究的版图，并借此在文学领域再度唤起那种日渐丧失的“现实感”。反顾近十多年来学术发展的脉络，也就不难理解文化研究兴发的缘由。“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一点上代表了目前学科衍变的一种趋势，套用一句常用语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可能带来现当代文学学科生长的活力。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生硬地拒绝文化研究这一新的潮流，只能因势利导，借这股“东风”。 文化研究生机勃勃，让人耳目一新，但如果对其成果细加琢磨，又常常可能感到空洞，它毕竟和以往注重个性创新的文学研究大不一样。文化研究总是拒绝接受学院派所擅长的细腻精确的术语，对艺术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兴趣；文化研究的动力常常直接来自现实的诉求，它的着眼点不在经典的文化，而主要是当代流行的时尚文化。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操作成规不是那么稳定有序，它解决问题的锋利程度主要取决于切入现实的紧密性。这种研究更倒向注重调查和量化归纳的社会科学，而往往偏离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文化研究带着它的跨学科的特性将研究的视点从文学转向了“文化”，转向了日常生活，实际上也容易把文学研究带入“泛文化”疆域，这可能就是使人感觉空泛的原因。文化研究给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活力，但也有负面的影响甚至“杀伤力”，在文化研究成为“热”之后，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了，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一类文学研究的“本义”被放逐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可能完全走出了文学，与文学不相干了。 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 我们讲跨学科研究，讲不同学术领域的科际整合，可能是学术生长的机遇和条件。但不同学科的整合，还是有条件的。跨学科也不等于完全打乱和取消学科分野。文化研究在哪些环节能够融入文学研究，真正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催化剂，也需要斟酌试验。一般来说，文学研究中的“外围研究”，比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等等，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比较容易突破。如研究“五四”时期“新诗的发生”，过去通常的方法可能就是从诗歌文本以及诗论的变迁，去梳理寻求“发生发展”的线索，这主要是“文学的”研究。最近有学者在这种研究的同时，又引入对于新诗的结集、出版、传播等属于“社会经验形成”的考察，看新诗如何培养读者，拓展影响的空间，形成对于新诗的社会性想象，认为这也是新诗发生发展的重要方面。这就是在文学研究中恰当地结合使用文化研究，能突破旧有的格局，达到较好的效果。又如，在一些通俗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特别是关于“文学与读书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别开生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施展身手必然是有限度的，在有些重要的方面，文化研究可能就派不上用场。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较关注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等，关注差异性因素，用文化研究的共性归纳就较难进入状况。所以对文化研究大举进入文学领域，我们要保持一分清醒。任何事物包括学科研究总有其相对稳定的界线，界线如果完全打破，那就等于取消了这事物或者学科本身，其实，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有所攻，两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求，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的现象。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创作也就是文本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大文本”，包括印刷、出版、阅读、传播，还有性别、政治、民族，等等，而且主要是关注文本背后的东西。如果都是这样，那么就可能很少有人关注文学文本了。实际上，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读作品越来越少，这可能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肯定文学研究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是有好处的，同时又是有限度的，说到底，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落脚点仍然应该是文学。现在常常看到许多文章把“文化”的研究理论放置到文学领域，本意可能也还是要使文学研究“出新”的，但理论“炫耀”的目的性太强烈，实际上更加看重理论的操作性，兴趣在于引入理论试验，结果往往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我们看到不少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章被人诟病，最主要的毛病就是随意抽取和罗列一些文学的例子，去证明诸如“现代性”、“消费主义”、“全球化”、“后殖民”、“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宏大的理论预设。例如，有的学者为了说明“五四”新文化“割裂”了传统，甚至把“文革”的账也一古脑儿地算到“五四”的头上，就用“案例”提取法随意找到鲁迅、胡适等人的几句话作为例证，或者找几部作品就以偏概全，完全不做具体的文本分析，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大而化之地得出“从‘五四’到‘文革’全都是激进主义，文化决定论误国误民”之类吓人的结论。这类文章也声称是“文化研究”，三下五除二，十分痛快，但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有点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感觉的，当然也就远离了文学，即使拿文化研究的专业要求来衡量也是走了样的，未必能被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学者所认可。但是现在这类“大而化之”的文章因为操作性强，结论容易拔尖唬人，甚至常常被误认为就是“创新”，发表或出版都很容易。这也是造成学术泡沫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