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概念吗?”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子林,196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五四”以降,现代汉语置换了古代汉语,西学范式置换了中学范式,汉语之韵整体性流失,汉语思想苍白冷萧。世界文化绝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应是“星丛”化;中西语言各有优长,包含独特的“世界观”,形成了最适合于本民族的不同写作系统。西方对普遍的理性主义学说的不懈批判,引发了世界之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的思考。尼采的思想与言说引领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让人们认识到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对于思辨都是必要的,两种不同的话语彼此可以“化合”并产生新知。我们应充分重视、汲取、继承传统中国文化的思想理论资源,真正创构出属于中国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把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意识、思想与言说方式转化为现代中文学术语言,把中国学术思想用具有汉语内涵的语言呈现出来与西方世界交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8-0156-11

       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以下简称“日”)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海:您们需要概念吗?

       日:也许是罢;因为自从与欧洲思想发生遭遇以来,我们的语言显露出某种无能。

       海:何以见得呢?

       日: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含和隶属的对象。

       海:您当真以为这种无能是您们的语言的一个缺陷吗?

       日:东亚世界与欧洲世界的遭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您的问题确实要求我们对之作一种透彻的思考。

       海:您在这里触着了我与九鬼伯爵经常探讨的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有必要,并且是否恰当?

       日:看起来似乎不再有什么退路,因为现代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1]。

       “自从与欧洲思想发生遭遇以来,我们的语言显露出某种无能。”手冢富雄认为,“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含和隶属的对象”。这是东方学者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问题在于:“这种无能是您们的语言的一个缺陷吗?”“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有必要,并且是否恰当?”海德格尔的一串反问让人一惊。手冢富雄一时接不上话来,只能做无力的辩说:“东亚世界与欧洲世界的遭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看起来似乎不再有什么退路,因为现代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

       话语是经验的根茎。我们在汉语中感觉、意识、思想、神遇、彻悟、栖居,朝圣灵魂,渴求幸福;思想在汉语之韵中生息,有音有形有义,自由自见自明。我们与汉语共生,思想在汉语中绵延,窈兮冥兮,天光浩荡,原色如斯。然而,“五四”以降,现代汉语置换了古代汉语,西学范式置换了中学范式,一切都变了。语言/言语、元语言/次语言、第一语言/第二语言…… 一长串舶来的概念进入汉语,汉语之韵整体性流失,汉语思想苍白冷萧。

       华裔学者成中英指出:“中国语言决定了中国思维,而中国思维又反过来决定中国语言;掌握了中国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思维,反之亦然。因此要改变中国思维就必须改变中国语言,要改变中国语言则必须改变中国思维。”[2]我们在引进西方概念、主流理论时,没有足够重视其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契合性,也没有在中国社会实践或历史传统中形成、发明、制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概念,并与西方理论真正形成有效的对话。生活在一个译名的世界里,我们随着欧化汉语四处迁徙……

       西方的语汇和语法被我们吸纳之后,认知方式、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视界图景随之改变,汉语在语言中迷失,词语耗尽了生命。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思想家史华慈尖锐地批评:“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3]语言的变异产生了“细节的暴动”,我们失去了汉语当下的生命经验,失去了汉语历史的文化经验,几代人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成了在家的异乡人。学衡派的梅光迪无限感慨地说:“中国只经过了一代人,便从极端的保守变成了极端的激进,的确令人惊叹。现在,它要算这个世界上除了苏俄之外,最无传统可言的国家了……如今在中国的教育、政治和思想领域扮演着主角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已经完全西化,对自己的精神家国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因而在国内他们反而成了外国人。”[4]

       思维与语言是表现人类基本生活经验的两种方式。林语堂说得好:“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5]世界的丰富性带来了语言的丰富性,每学会一种语言,我们就多掌握了一种思维。世界文化绝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应是“星丛”化。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乔治·斯坦纳(1929-2020)痛感:“美式英语和英语弥漫全球,有意无意地成为破坏自然语言多样性的罪魁。这种破坏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生态灾难中最难挽救的。”虽然英语作为“世界语”正在对世界进行大清洗,乔治·斯坦纳坚信未来还是多语言的,“汉语仍然是一个可畏却内向的对手”,“巴别塔的阴影很可能还会继续发挥创造性的作用”[6]。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1909-2001)指出,没有陈述是完全新颖的,没有意义是来自虚空的:“即便是最杰出的艺术家也需要——而且越是杰出的艺术家就越需要从一种语汇[idiom]开始他的处理。他将发现,唯有传统能够提供给他意象的原材料,而他需要这些意象才能再现一个事件或是‘自然中的一个片段’。要是这位艺术家没有一套习得的现存图像,他就无法再现他眼前看到的东西,就好像他的调色板上没有预先备好的成套颜料一样。”[7]乔治·斯坦纳感同身受地说:“只有扎根在一种母语中的人,才具有直接的敏感和条件反射,一个多语者和局外人永远无法获得这个能力。”[8]日本当代设计大师原研哉(1958-)现身说法:“对于古老文化的深刻认知与自信,反而会让人们去加速吸纳新事物,这种新旧之间振幅的宽度,才是产生这种优雅的文化空间。”[9]丧失自己传统之后,腹中空空;“不时瞥见中国的画家作家,提着大大小小的竹篮,到欧洲打水去了”(木心《素履之往》),其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