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在今天，“左”与“右”的语言霸权早已一败涂地。今天再以这种“左”与“右”作为真理性尺度进行批评和度量一切，显然已十分荒唐可笑。对所谓“左”与“右”，我们当然要有历史的态度。“左”祸是民族历史的灾难，是人类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今天那些除流氓痞子之外什么都游戏消解的反“左”大师、后现代批评家及告别革命的吃饭大师们，在他们的目的里除了幸福的物质之外，他们还有一点“右”吗？他们在批评反击别人时，除了“左”戏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新招术吗？“左”与反“左”，在语言操作上难道除了等号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告别“左”与“右”，就是超越一种历史的过去的概念，回到文学自身、文化自身和批评自身上来说话和发言。事实上近几年一些作家、学者，特别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和批评家已经站出这样做了，而且坚定不移。从上面三位年轻批评家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反“左”的立足点在哪里 王彬彬 博士 如果说，近几年极“左”言论已经没有多少听众，极“左”思潮已经难以发生什么影响，那要归功于从思想文化界到整个社会的一种全民性的觉悟，归功于对极“左”的一种全民性的反感、痛恨，更由于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社会状况不能为极“左”言论、思潮提供起码的市场。而认为文化界的任何人，可以以个人身分阻遏极“左”大潮，也可说是一种无视中国国情的“新神话”。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界中人就不必再反“左”。反“左”，无疑仍是必要的。但近几年，目睹社会上和文化界的种种状况，再看看一些人的反“左”立场和方式，令我对反“左”这件事本身不时有一种很谨慎的审视、探究。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反“左”的立足点在哪里？换言之，反“左”，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我看来，反“左”，是为了保证社会状况的健康和合理。因为“左”会导致社会状况的不健康和不合理，所以需要“反”。反“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使社会不致再度蒙受“左”的危害的手段，而非本身便能成为自足的目的。这其实应该是一种常识。社会状况不健康不合理的表现有多种，被极“左”路线统治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并非只有这一种；足以导致社会状况不健康不合理的因素有多样，极“左”言论和思潮只是其中的一样，而并非只有这一样。并非只要击退了“左”，清除了“左”，社会便自然很健康很合理了。因此，在反“左”的同时，还应对另外种种危害社会健康、合理的言论、思潮也采取“反”的态度。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关头，反“左”的确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目的本身，的确可以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然而，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还以这样一种心态反“左”，便是值得疑虑的。 一种现象，可以既对“左”天然地具有抵抗、消解的功能，同时本身又是有害于社会的健康合理，有损于人的尊严和败坏腐蚀着民族的精神的。这样的例子，在眼下的社会中，并不鲜见，我想用不着在这里举例说明。对待这种现象，我以为也同样应该采取一种坚决地“反”的立场，至于其对“左”所天然具有的抵抗、消解的一面，则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如果将反“左”作为目的，如果视反“左”为绝对价值最高准则，则会对这些现象予以宽容、鼓励，——但这显然是荒谬的。 “不‘左’就好”，“总比‘左’好”，——这是一些人判别事物的最高的甚至唯一的尺度。而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现象，已远非用“左”或不“左”所能解释得了的。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将是否“左”作为一种界线，仍然非常必要。但越出这个层面，将是否“左”作为一种普遍的标准，用以衡鉴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便无异于“持方枘欲纳圆凿”，是不能对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予以正确的评价的。因此，我觉得，一方面有必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仍保持对“左”的警惕，另一方面又有必要突破“左”或不“左”的框框，超越“是否‘左’”的尺度，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确立一种新的标准。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试图发出另一种声音，尽管这声音难免稚嫩和偏颇，尽管这声音会招致误解、诽谤和辱骂。 平心静气说文坛 《我们属于这个时代——文化人历史定位三人谈》，是林兴宅、何西来、白烨三位先生对当今文坛的评价。读后也想就他们的话再说几句。 三位先生都是文坛老将，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至少何、林两先生是前辈。他们对当代文坛的评价，有些我是能理解的，但有些却不能同意，这里有年龄的差异，但也有价值观的不同。 我常想，近一两年文坛对王蒙的一些批评，不光是出于年轻人的激愤。当然这其中有些是由于没能坐下来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面对面交流。平心而论，就论战双方的文章看，由于王蒙、刘心武是作为社会名流，而王彬彬等人初出茅庐，客观地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 文坛需要正气，这是所有文人的共识。人文精神的发起，固然引出许多歧义，但苦心所在，却为王蒙误解，这是王蒙近年最为失策处。我曾说过，当年王蒙的一些作法，年轻人并不是没有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读了他说“黑马”的文章才觉得需要批评王蒙的。“黑马”其人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对其私德，我也实在不敢恭维。但作人是一回事，做事又是一回事。王蒙在文章中那样批评，至少有失忠厚，我想道理是明摆着的。何西来先生说他不赞成年轻人把炮口对着王蒙，我理解这种劝告，实际上当事情确实到了与愿望相反的时候，年轻人还是识大体的，至少我本人心里是知道好歹的。说王蒙的经历使他比年轻人看得深透，这话也看怎么说。同王蒙有同样经历的人，据我所知，看法并非一致，难道他们都糊涂了？还有关于“革命”的问题。我虽然没有读到李泽厚、刘再复的书，但也从单篇文章中了解了他们的思路，我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中国凡读过一点书的人，无论是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在这一点上，早有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