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7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实现教育现代化或教育的现代化，不仅是百年来中国教育家的一个主要梦想，也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王治河 樊美筠76)。我国百年来教育的现代化，经过前辈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沿着西方和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建制，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根本上并没突破西化和苏化模式。钱穆先生对此痛心疾首：“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转引自 王治河 樊美筠76)。陈平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转引自 王治河 樊美筠76)。 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西化和苏化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功能的专门化。功能专门化是一个现代性话题，它是西方现代性分化的产物。哈贝马斯借用韦伯的观点指出：“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142)。由于现代性的分化，这三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又沿着分化的规律和路径越分越细。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也指出，当代知识的特征是功能的专门化。他认为，由于现代性的分化，“科学有一个特征。它同几乎所有有组织的人类活动一样，在每一个知识领域内经历着日益增长的割裂、分化和专门化(一分再分，专门化程度越来越细)。自然哲学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后来分成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十九世纪的思辨哲学产生了社会学、心理学、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分析哲学等等。在今天的任何一个领域，新问题都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专门化：化学曾经被分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最近在一种报表上又细分为碳水化合物化学、留类化合物化学、核化学、石油化学和固体化学”(142)。在这种功能专门化的体制下，大学严格按一级学科专业分院系，各个院系又严格按二级学科划分教研室，即使从事一个专业的老师，还要划分更加细化的专业方向。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定位于“教育的现代化”，学科建制和知识生产都是以功能专门化为原则。仅就文学学科而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该学科三足鼎立的二级学科。这三个学科可逐一细分为各自独立的学科方向，如文学理论作为二级学科，可分为文学概论、美学；美学又可划分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如此类推，文学理论的知识领域日益部门化、差异化和专门化。 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学科建制的功能专门化？ 一、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祛魅 文学理论学科体制是现代性分化的产物。分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分化是现代社会告别传统社会、结束宗教一统天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性进程的动力源，是建构通向永恒真理的知识体系的前提。所谓“通向永恒真理的知识体系”主要指在中世纪宗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知识从来都是宗教的奴婢和工具。知识只有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时，才成为通向真理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自主性是确保知识真理的标准，而知识的自主性则是现代性分化的产物。所以，韦伯认为分化是建构通向永恒真理的知识体系的前提。文学理论学科作为现代性分化的产物，理应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内容和方法的学科，成为阐释文学艺术真理的知识体系，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服从政治的十七年，文学理论学科的自主性完全被政治消解，成为文学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合法化叙事的知识体系。可以说，十七年的文学理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学科的代言者。新时期以来，我国有良知的学者，历经数十年，排除万难，“以学术为业”(韦伯127)，重新确立了以审美意识形态为独特本质的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为文学艺术的专业化发展、为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从事文艺学、美学和文学评论的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韦伯所言：“只有严格的专门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132)。可见，这正是学科建制自主性的价值所在。确立审美性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所在，这是文学理论学科建制走向专业化、自主性的标志，也是其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诉求，当然更是其功能专门化祛魅的彰显，我们没有必要完全否定文学理论学科的自主性和功能专业化，我们反对的是过度的自主性和片面的功能专业化。 二、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自反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功能专门化具有祛魅和返魅的双重性，这种同一自反现象，被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自反性现代化”(4)。何谓“自反性现代化”？乌尔里希·贝克借孟德斯鸠的“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来加以阐释。他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5)。通俗地讲，西方现代化带来了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业文明、科层化、民主化等等丰硕成果，将人类历史跃迁到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殊不知，工业化虽带来了富裕丰盛的物质文明，却又在扼杀和破坏人的生存家园；城市化虽大大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却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和贫穷的蔓延；工业文明虽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肉体消耗，却导致了人的异化；科层化虽提高了社会的理性化和有序化，却导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民主化虽倡导自由平等，却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如此这般的二律背反充斥整个社会，使现代性面临困境与危机。持历史进步观念的学者认为这些矛盾是暂时的、外在的。果真如此吗？齐格蒙·鲍曼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奥斯维辛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时，最初也曾错误地认为“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前言1)。鲍曼将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的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仅仅归罪于希特勒的人性劣根性。但随着鲍曼对奥斯维辛历史事件的全面、深入的考察，大量的材料都证明大屠杀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21)。鲍曼借费恩戈尔德的话，佐证了自己的上述结论。费恩戈尔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