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6-0184-06 20世纪60年代发轫于法国的经典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历史主义的反对，到了80年代，“后结构主义者又不停地对其科学化的走向和权威性发起进攻。于是，人们开始宣布叙事学已经寿终正寝”[1](P3)。很多人因此改弦易辙，纷纷将目光转向各种新潮的叙事理论，鲜有人冷静下来对经典叙事学作深入反思，质疑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是否正确。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曾为经典叙事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几乎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常识。然而，黑格尔曾言：“所谓健全的常识并不是哲学——常常是很不健全的……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2](P33)通过对《教程》的重新考察，我们发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认识与接受从一开始就存在片面性，这种误读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经典叙事学今天所面临的指责和困境。本文将围绕“语言和言语”这个核心问题，结合索绪尔版本学的成果，在《教程》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索绪尔理论再解读，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经典叙事学的症结所在。 一、索绪尔版本学概说 一直以来，人们对索绪尔和他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教程》这本书。但《教程》并非出自索绪尔本人之手，而是在他去世后，由其弟子巴利、薛施蔼以及阿尔贝尔·里德林格根据听课学生的课堂笔记，并参考索绪尔遗留下来的一些手稿编辑整理而成。该书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此时距索绪尔去世已有三年。也就是说，《教程》并未得到索绪尔的审定。所以，《教程》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质疑。第一，《教程》所依据的学生课堂笔记是否搜集齐全？是否遗漏了重要的学生课堂笔记？第二，正如编者自己所言，《教程》的编辑整理工作“无异于是一种重新创作，越是要做到完全客观，越是困难”[3](P13)。这些话虽带谦虚之意，但确实发人思考：《教程》哪些话出自索绪尔本人，哪些话又出自编者？第三，《教程》编者对索绪尔思想的理解是否忠实于索绪尔？等等。特别是巴利和薛施蔼在整理《教程》时未曾搜集到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课程中记录“最翔实的”[4](Pviii)孔斯唐丹笔记，这势必使《教程》在反映索绪尔思想的完整性和忠实性上打折扣。随着对索绪尔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教程》的可信度。遗憾的是，《教程》编者始终不同意将搜集到的索绪尔手稿及其学生笔记公之于众。[3](P13) 由此看来，仅仅基于《教程》解读索绪尔思想显然不够。“我们今天已经有必要把《教程》学生笔记跟索绪尔的手稿进行比较，以突显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的深远意义。”[5](P2)于是，索绪尔版本学应运而生。“所谓索绪尔版本学，即指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的研究。”[6](P1)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全面搜集索绪尔手稿、信件及其学生的笔记，厘清它们与《教程》之间的关系，借此恢复索绪尔思想的本来面貌。 索绪尔版本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早期的研究由日内瓦学派的领军人物戈德尔主持，后来他的学生恩格勒也成为该领域的权威。意大利的毛罗、俄罗斯的斯留萨列娃、日本的小松英辅和英国的罗伊·哈里斯等人也相继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正是有这些学者的研究，索绪尔版本学才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其中就包括戈德尔1957年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在书中，他将搜集到的大量原始材料与《教程》进行严格对勘，有了很多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对于重新认识索绪尔意义重大。 索绪尔版本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贡献，当属“橘园手稿”的发现与出版。所谓“橘园手稿”，是指1996年日内瓦索绪尔家族宅邸翻修时所发现的索绪尔本人的大量手稿。那么，“橘园手稿”的价值何以如此之高呢？ 根据巴利和薛施蔼在《教程·第一版序》中的交代，他们在整理师母赠送的遗稿过程中，并未发现索绪尔为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而写的有价值的手稿，而所发现的手稿又与学生的笔记对不上号，于是他们推断，索绪尔“每天赶写讲授提纲的草稿，已经随写随毁掉了”[3](P11)。那么，索绪尔是不是真的没有留下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有价值的手稿呢？这是索绪尔版本学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有，找到这些手稿，对于全面认识索绪尔思想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据恩格勒等学者考证，索绪尔确实在很久之前就开始计划写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书。1891年11月，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一次讲座上，索绪尔曾提到，“将来有一本特别且很有意思的书要写”。“对这本计划要写的书，他在1894年给梅耶，这位巴黎的朋友与同事的信中也提到，他每天都意识到‘要做大量的工作，以便告诉语言学家他们究竟在做什么’。”[5](P6)1911年5月6日，在与戈蒂耶的私人谈话中，索绪尔再次表达了写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著作的想法，当戈蒂耶问他是否记下了这些想法时，索绪尔说，“是的，我记了，有笔记，但丢在一堆杂物里，很可能找不到了”[5](P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