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艺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当政治气氛过于紧张，“左”的错误导致文艺事业的显著萧条时，就要调整政策，放松控制；当环境比较宽松，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势头时，又往往认为出现了“资产阶级倾向”，就要否定前一次调整，再开展更加激烈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52年5月开始、1954年10月终结的以克服创作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文艺调整和它的被否定，就是这种周期性现象的开端。 一 第一次文艺调整的背景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起点。这次大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指针，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次大会忽视了全国革命胜利后，社会环境、党的地位与任务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条件，继续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文艺理论、领导方式、领导经验，使党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指导一开始即发生了“左”的倾向。 建国初期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有着广泛的表现，如否定“五四”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左翼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对30年代的进步文艺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曲解为“思想改造”，把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离开创作实践，片面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和马列主义学习。偏狭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限制文艺创作的题材。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为政治服务曲解为为政策服务。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评判文艺作品，文艺作品若与公式、教条稍有不合，就被看作歪曲和诬蔑。文艺批评是党指导文艺的主要手段，“左”的倾向也就首先在文艺批评特别是《文艺报》的文艺批评中表现出来。 《文艺报》是隶属于全国文联、实际上由中宣部指导的“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任务”的权威刊物，创刊后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它又是建国初期粗暴、专横的文艺批评的始作俑者。该刊副主编陈企霞对五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在全国开了所谓“战斗性与尖锐批评”风气之先。对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评，对评论家王淑明的批评，对话剧《红旗歌》的批评，对萧也牧作品的批评，对路翎作品的批评，等等，都非常简单和粗暴。它经常用很少的文字就否定一部作品，甚至用一篇评论否定上十几个作品。粗暴批评的本质是教条主义横行。它曾成为踊种全国性的风气和潮流，说明“左”的倾向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文艺工作指导上存在重大偏差。 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文艺工作者的惶惑不安和灰心、消沉。大多数老作家搁笔不写，年轻作家怕犯“政治错误”，只好写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这样，文艺的萧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1951年，全国没有拍出一部故事片。1949年至1953年，全国仅出版单行本文学作品1000余种。“电影厂经常缺少可以拍摄的剧本，许多话剧团经常没有戏常演，新的戏曲作品很少，可供演唱的新歌曲也不多，音乐会和美术展览会很少举行。创作活动的不够兴旺，不但使群众感到文化生活的饥渴，并且使不少的艺术工作者荒疏了自己的艺术业务。”（注：《人民日报》社论：《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1953年10月8日。）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 党注意到了文艺界的严重情况。1952年春，中共中央指示文艺团体鼓励创作。进入夏季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接近尾声。党认为，经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已经迅速地丧失市场，工人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已经巩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也要求以新的文艺创作为其服务，因而正式提出了文艺政策调整的问题。 二 第一次文艺调整的主要内容 1952年5月26日，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和周扬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十周年》，这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信号和起点。1953年9月、10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中共中央对文代会的问题专门作了讨论，发了指示。周恩来、胡乔木到会讲话，周扬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以鼓励创作为中心议题，批评了“左”的倾向，提出了促进文艺发展的一些重大措施，使这次文艺调整达到了高潮。这次文艺调整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把文艺思想斗争的重点，从批判资产阶级，转为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建国以后，党一直把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视为文艺界的主要危险。从1950年3月批判阿垅，到批判《武训传》、文艺整风，再到对许多作品的严厉批评，都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的。1952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和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重点是批评后者。同日发表的周扬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或者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最普遍大量存在的，而且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加以反对和纠正的话，就会大大地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