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疏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 也许有的朋友会感到惊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有什么关系？也许更多的人有生疏之感。因为学术界很少讨论这一问题。其实，任何作家除非他在牙牙学语之前离开祖国，否则，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传统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虽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锐意求新的浪潮中勃兴，但仍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是文学革命理论的最初提出者，然则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中反复说明，“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出版。）。也就是说，他反对的只是古代的非白话文学；至于古代的白话文学，则必须继承。他后来喊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据他自己解释，完全是一种策略手段，“文化上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到折衷调和上去的”（注：《编辑后记》，载《独立评论》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注：《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出版。），高张文学革命大旗，声言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致力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就在此文中，他还是肯定了从《国风》、《楚辞》到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这一文学潮流。鲁迅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也主张“收纳新潮，排挤旧物”（注：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精当分析，如对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他称赞前者为讽刺小说之“绝唱”；肯定后者“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将创作中的新特色，上升到文学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理论建树甚丰。最著名的《人的文学》（注：《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出版。），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对古今中外，主张立论于时代，而不分地域（中外）。稍后，他认为文学作品“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初版。）；“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初版。）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9月人文书店出版。）中说，明代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理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在笔者看来，周作人自己的文学观念，也有与公安派、竟陵派接近的一面。 从20年代中期起，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流派，两大流派中又可分为若干支流。一大流派是主流意识，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工具。鲁迅（后期）、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茅盾等（注：毛泽东同志的文学理论，已有不少人在专门研究并有许多成果问世，本文不拟涉及。），其文学理论批评虽然千差万别，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甚至存在尖锐的对立（客观地说是互补），但对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的文学理论来源很杂，并不相同。如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苏联和日本“拉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美国辛克莱的，匈牙利卢卡契的，还有其他人的。各人都将自己的文学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一大流派中，鲁迅、冯雪峰、胡风的文学理论较为接近，与周扬的观点冲突之处不少，茅盾自成一家，和前两分支都有些牴牾。上述诸家的文学理论批评，字面上很少沿用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但精神和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儒家的“载道”主张相通。 另一大流派的文学理论批评主张，一时难以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概括，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论”。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等可算是代表，其中梁实秋国学根底较浅，又甚浮躁偏激，稍逊一筹。他们都精通几种外语，深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同时，除梁实秋外，他们都精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朱光潜的诗学中，我国传统的“意境说”居于重要位置。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有印象派韵味，但他对中国古代文论，如数家珍，只要读一读他的《情欲结》等文，即可借一斑而见全豹。钱钟书博览古籍，融合中外，他的《管锥篇》、《谈艺录》，虽不能说没有可商榷之处，但绝无生搬硬套某人理论痕迹，出神入化，精深之见多多，即使在形式上，也有传统理论批评的特点。 从这些历史现象可以看出，文学理论批评家不可能与自己国家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一刀两断；但各个文学理论批评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多样的，并不相同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是否自觉地继承传统，作为评价文学理论批评家的标准。主要接受外国文学理论批评影响的，或主要接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影响的，或兼而取之的，都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或平庸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传统对文学理论批评家，应该是一种素养。 关于文学理论批评传统，我们容易把它视为单一的整体。实际上，它是复杂多样的集合体。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主流是儒家以诗教为核心的功利派。但在先秦，也有庄子那种比较超脱的“出世之说”。魏晋曹丕的文学理论，鲁迅说它“是为艺术而艺术”（注：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唐代白居易是“载道”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大家，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也可说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诗》）然而唐代也有以司空图等为代表的与白居易对峙的文学理论批评（注：《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目前有争论，这里仍沿用旧说。）。司空图赞扬“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颇有点近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风味。明代有“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理论，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文学理论。不能说只有儒家一脉相传的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而与之异趣的文学理论不是传统。我们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对传统的不同流脉，都有所择取，有所承传，这种择取和承传，都经过新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