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5-0046-04 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在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国学界对此并不陌生，但我们在如何全面认识卡勒的学术理路，准确把握他的学术思想，客观研究和评价他的学术贡献方面做得还相对不足。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研究在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成为他本人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之一。因而，分析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观，对他的结构主义诗学思想加以审视和评判，必将有利于我们对卡勒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探索。 一、乔纳森·卡勒及其对结构主义的贡献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wight Culler)在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学者。他于1944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学术世家，父母皆为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卡勒后来的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基础。卡勒中学毕业后入哈佛大学学习，于1966年以“最优秀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历史和文学学士学位，并作为罗兹奖学金的资助学者(Rhodes Scholar)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于1968年获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1972年被授予现代语言学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4年期间，卡勒受聘担任剑桥大学赛尔汶学院(Selwyn College)现代语言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和主任；1974年，他赴牛津任布拉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特别研究员和导师。次年，卡勒返回美国成为耶鲁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的访问教授，时年三十一岁。卡勒于1977年出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从1984年到1993年，卡勒任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学会主任；从1993年至1996年，卡勒任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随后担任康奈尔大学英文系主任至1999年。此外，卡勒还先后荣任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理事、美国符号学会会长、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要职，并担任《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美国符号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文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等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 耽于新批评理论立场的英美学界沉湎于具体文本的阐释之中而难以自拔，对孤立文本意义阐释的倚重无法从总体的角度全面认识和总结文学的价值和规律。在《结构主义诗学》等一系列论著中，乔纳森·卡勒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要超越新批评的阐释策略，为文学研究建立一种结构主义的诗学。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美国不啻为文学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卡勒在引进以法国为主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文论时，并不照抄照搬，而是为适应美国学界的实际做了一些独创性的修订和阐发，并结合本国的学术传统和资源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剖析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和语言学模式，提出了“文学能力”的理论范畴，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结构主义诗学思想，对结构主义的前景和性质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卡勒的研究把握住了结构主义的内在本质和精神追求，又结合美国学界的实际做了适当的变通和革新。这使得《结构主义诗学》一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在美国引进欧洲大陆结构主义文论最为成功的典范，卡勒本人也因而荣获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洛威尔奖(James Russell Lowell Prize)，赢得了结构主义诗学家的美誉，成为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二、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观的内涵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Kellner)和斯蒂文·贝斯特(S.Best)在《后现代理论》中谈及结构主义时是这样概括的：“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当中，试图把人文科学重新建立在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结构主义革命运用整体分析法，把结构主义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受无意识符码或规律支配，譬如，语言就是通过一组独特的二元对立来构成意义，神话是依据规律或符码体系来规范饮食起居和性行为。”①诚如斯言，为了给人文学科找一个稳固的基础，结构主义具有了一种科学追求的情怀，它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重建了一个客体。据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观点，结构主义本质上既非一种学派，又非一种运动，而是一种活动：“一切结构主义活动，不管是内省的或诗的，是用这样一种方式重建一个‘客体’，从而使那个客体产生功能（或‘许多功能’）的规律显示出来。结构因此实在是一个客体的模拟，不过是一个有指导的、有目的的模拟，因为模拟所得的个体会使原客体中不可见的，或者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不可理解的东西显示出来。”②结构主义者把客观实体首先加以分解，然后再予以组合，形成客体事物的一个“类象”。这类象与客体事物之间的比照决定了结构主义所追求的可理解性，我们也就依此来发现和揭示这客体事物的意义。故而，巴尔特指出，“创作和思考在这里不是重现世界的原来的‘印象’，而是确实地制作一个与原来世界相似的世界；不是为了模仿它，而是为了使它可以理解。因此，人们可以说，结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模仿活动；这也是为什么，严格说来，结构主义作为理解活动与特别是文学或一般艺术并无技术性的差别：它们都来自模拟，不是在实质类似的基础上模拟，而是在功能类似的基础上模拟”③。通过这种模拟，通过重建客体，结构主义者使事物的某些功能得以显现，从而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而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主义活动。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一结构主义活动中，得以重建的客体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新范畴，对其赋予意义以及使这种意义最终得以可能的还是人类的意指过程。对于结构主义而言，这一过程是尤其重要的，也清晰地表明了意义的产生过程远比意义本身要重要得多这一条结构主义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