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98年的文学批评，总的印象是论及的问题丰繁而分散，只有相对集中的论题，没有大众瞩目的“热点”；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比比皆是，批评不光表现为“写”，而且还表现为“说”。这些现象若细究起来，仍不难从中见出文学批评在新的形势下的某些微妙变化。 根据自己的看法及印象，1998年谈论较多的批评话题，主要是在新中国文学50年、九十年代文学及新生代写作等几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的研讨，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文学发展与演进的主要情形，一方面也表现了批评家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及对于当下文学的已有思考。 一、新中国文学50年回思 1998年间，明确提出总结、研讨新中国文学50年问题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他们提出这一问题之后，自8月份起，连续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学术对话”、“关于重话‘文革’时期文学的学术对话”和“八九十年代文学对话”三个座谈会，至是年10月在重庆召开“新中国文学5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第十届年会”，有关这一问题的研讨进一步走向了高潮。 在“十七年文学”（也即五六十年代文学）问题上，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不能过于简单地对待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但显然角度和意见又各不相同。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给“十七年文学”一个公正的评价，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时期的赵树理、柳青的创作以及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等，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经典”文本；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文学”之所以不能忽视，是因为它在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上的一体化对后来文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支配着“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是一种非文学的精神。是年7月号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洪子诚的《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意义》，洪文认为，五六十年代文学过程所包孕的问题，“还未被我们充分发掘和回答”，尤其是有关“这个阶段作家的心性结构和存在方式的考察”。他在《1956：百花时代》的专著中，主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检省在50年代极有代表性的1956年文学。 关于“文革”文学，研讨者普遍对已有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基本回避这一段历史感到不满，认为不能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成为历史的空白。谈到“文革”时期的文学形态，有人主要着眼于公开发表的作品，认为“文革”期间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数量的文学性较好的作品，而且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如浩然的小说、革命样板戏等，并且“文革”后期在小说方面有一些作品是向新时期过渡的。另有一些人与此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文革”文学事实上存在着两大形态，即公开的和地下的。不能低估样板戏的巨大普及作用，同时要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时还可能是在地下。研讨者普遍认为，由于“文革”的历史和文学的特殊性，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要采取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做法，一方面要从国际大背景出发，站在精神现象史的高度上，发掘公开发表的文学中的深层次的内涵及其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应大力加强“地下文学”的发掘工作，力争建立比较完备的史料库，还要加强“地下文学”史料的证伪工作。 有关回顾、总结新中国文学50年的工作，还表现在对当代时期重要文学事件和重要文学人物的再度评价和有关文学史料的整理方面。在重评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有林贤治的《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夏中义的《谒吴晗书》和李陀的《丁玲不简单》。这些文章都脱出了就事论事或就人论人的传统视角，而从知识文人在当代政治社会中的选择与命运的大思路上去重审过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推“陈”出“新”地重评了人物，而且也以“点”带“面”地反思了历史。在50年文学的经历自述和史料实录方面，1998年出现的重要的著述有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韦君宜的《思痛录》和李辉的“沧桑看云”系列等。这些著述以实证性的记述，披露了当代文学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内情与内幕，给人们研讨当代文学50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佐证。 二、九十年代文学现状 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差异，已是显见的事实。九十年代开始不久，评论界便有人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用以与八十年代文学相区别。后来有关报刊开辟专栏研讨九十年代文学，有人用“无主潮”来概括九十年代，有人用“多极化”来形容九十年代，不一而足。及至1998年，比较多的评论家倾向于用由“一体”走向“多元”、由“群体”走向“个人”的说法，来描述九十年代文学的状况与走向。 究竟怎样认识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评论界在1998年也做了各种努力。在北京“八九十年代文学比较学术对话会”上，吴思敬以九十年代诗歌流变的考察为基础，把九十年代文学概括为：理想主义有所淡化，精神漂泊有所抬头；群体写作有所淡化，个人化写作有所抬头；先锋情结有所淡化，向传统、现实回归的倾向有所抬头。在重庆“新中国文学50年研讨会”上，杨鼎川又把九十年代文学现状概括为“抛弃‘宏大叙事’”、“返回个人”、遁归民间”、“隐蔽低语”四大特点，并指出，相对于“一体化”写作，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无疑是一种进步。陈骏涛在《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的对话录中，具体分析了个人化写作的具体内涵：1.写个人的事情，包括个体的经历、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的记忆等；2.个体化的叙事策略，包括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个体的“隐私”、女性的躯体话语等；3.纯粹个人化的写作特点和写作风格。在去年年底的北京“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还有人提出，由于商品文化的扩张、政治意识的弱化和民间空间的拓展，由于文学工作者面临新形势的观念更变和生存方式的重新定位，当下的文学已出现越来越显见的民间化趋向，这在创作追求、作者队伍构成和文学运作方式几方面都表现得越来越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