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至今仍被作为两个并列甚或平行的学科，尽管学术界对此已有了不同看法。而在本世纪40年代及以前，中国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研究并未成为独立的学科；五十年代初在大学里普遍开设了“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接着出版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教材，但当时也没有把古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分为两家，王瑶先生自己就是以对古代文学的研究颇有造诣的学者而从事新文学研究的。但后来就渐渐分割开来了。那原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一条鸿沟是否合理？其利弊如何？ 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的；当前已到了必须填平这鸿沟的时候了。 大概从“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中国内地就有一种从海外引进、在海内也不乏共鸣的议论：中国文化从五四运动起出现了断层，到现在还没有焊接起来；文学也不例外。据说，社会上的许多负面现象都由此而起。疗治的办法是赶快向传统回归。这种声音时强时弱，看来在短时间内未必会消失。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前，胡风先生在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就提出过新文学是从国外文学“移植”过来的见解，这与“断层”说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不过胡风先生是为了捍卫“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防止新文学被旧传统所同化，而并不是要以旧传统来取代新文化。 尽管“移植”说和“断层”说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而反对者也未能证据确凿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双方恐仍只能各说各的，谁也驳不倒谁。至于一般人，就只能凭自己的直觉，爱相信哪一方就相信去。 如要真正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这才能进行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进而说明“断层”是否存在，以及倘有“断层”，这断裂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若无“断层”，则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既飞跃又连接的关系。否则我们是会连现代文学的渊源也说不清的。这就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鸿沟的害处之一。 害处之二，是使古代文学研究无法完全辨认哪些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及其演变的过程，也无法深入说明某些现象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古代文学的研究永远是跛脚的。 在历史发展中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指对后代产生积极影响的事物。但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所谓积极影响，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而必须把眼光放远。倘若我们并不像“断层”说者那样认为现当代文学的消极性多于积极性，那么，我们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进程时就不能不特别重视其与现当代文学的联系。然而，由于上述鸿沟的存在，研究古代文学者的视线往往止于清末，应该特别重视的却恰恰被置于度外。其结果如何呢？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其一，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贬低六朝美文学而热烈赞扬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以及所谓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的风气。但如果我们能结合现当代文学的有关情况，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思考。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名作，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足征他对梁元帝此赋所写的景象是何等神往，从而也就说明了他对此赋的高度赞赏。其实，朱自清的散文——包括《荷塘月色》在内——有不少是显示生活中的美的，而梁元帝的《采莲赋》及其他的好些作品都是对生活中的美的赞歌，二者本有相通之处；倘若朱自清曾从中汲取过营养，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朱自清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高度评价，而梁元帝却是在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最严厉批判的美文学家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颇受推崇的唐宋八大家，除苏轼曾获得一些新文学家（例如周作人）的赞美外，其他几位的反响却并不佳，尤其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将“文”与“道”联系起来的主张，正是“五四”新文学所激烈否定的一种文学传统，甚至可以说新文字是通过这样的否定而起步的。那么，古文运动及韩、柳等人的散文创作实践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他们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古代文学研究中对古文运动等的评价是否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自然，在后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散文中，又出现了“明道”的倾向，但这种散文较之朱自清、废名甚至何其芳前期的散文，是前进了抑或后退了？ 总之，倘若不联系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现象是难以正确把握的。 其二，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后期，已出现了一些与“五四”新文学相通的成分。但也只有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才能发现它们并作准确的阐述。例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是一篇为梅枝被人为地扭曲而悲哀、并渴望解放其束缚的作品，研究者早就发现了其中含有对个性自由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也就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之一。然而，它是否对“五四”新文学发生过影响，这却又只能从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答案了。而我们若不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鸿沟，答案其实也不难找到。作为新文学最早小说之一的俞平伯的《花匠》，写了这样的情景：“我”于清早到一家花圃去，看见花匠正在人为地扭曲花枝，因而感到很悲哀；正在此时，一位大款携带了十几岁的女儿也来花圃赏花，女儿已在他的鼓励下打了一夜的牌，满面倦容和不愉快的神色。作品的意思是：这位大款也是“花匠”，正如花匠扭曲花枝一样地在扭曲他女儿的心灵。小说的前半部分显然与《病梅馆记》有其共同点，后半部分则将《病梅馆记》暗含的题旨公开化并深化了。鲁迅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了此篇，并把它编列于紧接着鲁迅自己作品之后的第一篇，可见是把它视为新文学早期很值得重视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的。这不但说明了龚自珍曾对新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也就从反面证明了不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打通的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