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颇为热闹。一方坚持人文价值立场，一方坚持先锋性和消解性。似乎都在与僵化的意识话语划清界线而保持自身的当代价值。我无意评述这充满误读的文化景观，我只想指出一些事实并强调我的第三种立场——旧价值消解后的“新理想”建构。 如果说，“后”在今日中国成了时髦，那么，我们得看看这时髦的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性主义相当普遍时，有其冲决唯理性主义的“先锋效应”。然而在中国，在遭到六七十年代非理性思潮和唯政治论极大影响后，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理性风范和学术规范，一种以讥讽性，调侃性的“类后现代”言说方式就出现在整个文化领域。这种企图消解主流意识话语的“先锋性”初衷，却因缺乏真正的理想价值体系作依据而转而消解精神价值，并日益成为一种没有理想建构，没有精神操守的浅薄油滑，一种与现实中丑恶妥协认同。进而对庸俗堕落加以纵容，将后现代式的“自由”演变成不负责任行为的自我宽恕，将其反叛和创新还原为“国民性”式的戏弄、推诿、偏执的刁滑人生状态，最终在人文精神领域制造出一片赤贫——消解人文精神。如今，文化批评家不再是解读艺术精神的人，而是用语言技术从事话语权力活动的人。于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人文知识分子，而是反传统知识分子，是反传统知识分子的“解构者”，起码，这类批评已使一群批评者的自我形象正发生着深刻而惊人的变化——反价值关怀，反人文精神、反理想、反理性、反本体论。可以说，解构精神装备起来的“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叛逆者和攻讦者。 不难看到，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一直在进行艰难的“心理革命”，但知识分子对文化共同性的前途命运，总怀着深切的关爱和眷眷的牵挂。然而，在90年代文化心理危机中，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吸收西方嬉皮士反文化资源的同时，又吸收了传统社会江湖上的反文化资源，于是生发出一种粗俗、粗野、随意、无关切的审丑“调侃语”，借着反意识形态之虚，行反人文性资源之实，借“语言游戏”而带来的民族性“人生游戏哲学”，使中国学界的当代言说变得格外困难。 不仅如此，反传统的解构精神将其消解范围扩张到人类精神文化和心性道德领域，在反掉知识分子的心性、责任感、灵魂归宿、不忍之心及其道义担当精神以后，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低迷萎顿，知识分子的心态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和彷徨。这给中国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的疑问。 背离了通向精神家园之路，也就背离了走向理想世界之路。而对这种二难境地，世纪末的中国学界能否提出一套新人文精神理论以逃离“后乌托邦”的价值虚无？能否从“德里达式的瘟疫”（耶鲁四人帮语）中解放出来而反击“虚无语言调侃”？能否以新语言方式去反抗所有政治的、游戏的，性泛滥的“语言暴政”并重建新理想话语？ 在我看来，人文知识分子既不能回到旧理想、伪理想的老路，在国家群体的概念下推诿或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信念和独立承担的责任；同样，人文知识分子也不应走上后现代价值迷失的新迷途，以一种思想暴力（解构）去取代另一种思想暴力，以一种僵化匮乏的话语取代另一种僵化匮乏的话语。人文知识分子只有回到个体独立的立场，以自己的精神品格、心性资源为唯一支撑，以新世纪的世界性眼光去看待人类未来的走向，走出“为几片面包”而争论或为“出黑马”而表演的非学术误区，真真切切地回到学术思想领域，面对本真的问题，对自我和世界、对“科学”、“进步”、“现代化”作出深刻反省。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返观自我本心和中国文化的前景，才不至于自说自语而盲人瞎马夜半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