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10-0001-09 近年来，对西方文论的批判性反思再度成为中国学者日益自觉的一种理论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界曾一度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试图创建中西文论融合于一体的文论话语体系，并呼吁关注本土经验、聚焦中国问题。近年来，围绕强制阐释论所展开的讨论则致力于批判性反思西方文论的知识生产的根本局限，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确立当代中国文论克服和超越西方文论、创新文论话语体系的路径与方法。①反思和批判西方文论的直接动因在于，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过程中，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及其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困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重要问题。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是通过中国学者的译介和转化，内化为中国文论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而形成了具有西方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的文论话语。我们经常说的“文论失语”、“学术殖民”和“文化安全”问题一般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其二是西方学者通过与中国问题的接触、观察和思考，直接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展开对中国文学和艺术问题的思考。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往一般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的“形象学”以及国际传播领域的“中国形象建构”等领域展开。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内部展开的对西方文论的反思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在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内部展开对西方文论的批判。 一、思考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的两种视角 在正式展开相关问题讨论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对于中西方文论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对西方文论而言，中国问题是作为外部的、可供选择的他者而存在的。但中国问题是如何成为西方学者所关心的问题的，这完全取决于西方学者自己的知识视野和问题意识。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性质及其基本问题意识有一个把握。20世纪西方文论并非一个自明的界限清晰的客体，而是一个不断被指认、被建构的知识领域，并与整个西方学术思想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关系。[1]如果说有何特殊之处的话，那么，反思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可算其重要的识别标志。20世纪有别于其他世纪的重要标志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阴影笼罩下，人文思想界对现代性的怀疑、批判、否定和反思便成为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们不能简单将20世纪西方文论等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而应该看到，它们是既深处其中又不断在进行内部反对的批判性力量。因此，探讨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便具有了双重反思的特点：其一，西方文论作为整个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问题的处理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处理中国问题的基本研究范型，可以成为我们展开对20世纪西方知识生产批判性反思的对象；其二，20世纪西方文论自身也具有对整个西方知识体系的内在反思和批判的特点，中国问题恰恰能够成为他山之石，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主动选择、积极引进，并用以克服、超越同时也是更新西方知识体系的内在动力。 但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绝对不止于他山之石或知识生产那么简单，而是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复杂情感结构。其一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带给中国学者的精神创伤。西学新潮的涌入在相当长时间内曾经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入侵，这就使得我们在接受西方人文思想和学术的影响时始终存在因西强中弱的巨大压力而带来的传统/现代的断裂式焦虑。其二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尤其是建立了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新中国之后，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形成的“东西观念”也同构到了“中西关系”的思考之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以俄为师，将英美德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理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批判，这事实上是将西方文论简单等同于西方主流学术思想。其三是在全球化浪潮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双重背景下，形成了具有强大悖论和张力的情感态度：一方面意识到全球化趋势下共同问题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高度警惕全球化即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的陷阱；一方面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警惕中国问题“中国性”的消失，进而强调聚焦本土和回归传统。正因为如此，面对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是：面对西学新潮的涌入，当代中国文论如何规避全球化风险和地方性陷阱的双重困境？如何处理20世纪西方文论自身的多元性及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异质性问题？中国学者如何通过还原、质疑甚至批判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和变形，参与对这些被西方文论阐释过的中国问题的还原、纠偏以及新意义的生成，并反过来深化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研究？中国思想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出西方知识的框架？中国学者如何调动中国经验，提出文论中新的中国问题，并逆向影响西方文论的参与和关注等等。 鉴于中西文论对“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理解的巨大差异，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重审西方文论是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国问题的。因为如果从纯粹的知识论的角度，我们会以我们所理解的本真性的中国问题作为尺度，来衡量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和误释；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则能够从中西关系中对之进行动态把握，一方面兼顾知识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尺度，另一方面重点关注认识主体的知识背景和认知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既获得一个相对客观和尽可能全面的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和对象的把握，又能尽量避免前见的预设和情感的左右。从大的认识论背景来看，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是与20世纪的中西方关系密不可分的。整个20世纪，中西方关系经历了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变化，目前正在试图走出后殖民主义，推进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新的中西方关系的可能性。在西方的先发内生性现代化与中国的后发外生性现代化之间的巨大落差中，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确实是带有基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优越性状态的，但同时，出于对西方文化自身反思的需要，西方文论学者也会主动选择异质性的文化因素作为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参照。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对象选择以及工具方法等西方文论知识生产过程的梳理来建立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几种研究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