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 一 90年代以来，批评理论的发展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理论与批评仿佛突然被置于文化的前台，在历史的脚灯之下获得了一个凸显的新的位置，种种争议、分歧与讨论均显示出它的活力与丰富性。这里的状况似乎是相当矛盾的：一面是对于文化颓败的深切焦虑与忧患，一面是理论批评领域的扩展与新的话语不断的衍生与成长；一面是激切的抨击与指责，一面是新的课题与文化形态要求着新的阐释策略。理论批评面对着如此复杂、如此微妙的文化转型时代的众多文化问题的选择，无疑也已构成了我们这个“后新时期”最为尖锐和复杂的问题。而这种选择的不同面向，又喻示了当下文化在经历了“后新时期”已近六年的发展之后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结构的重组。在最近所出现的一系列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议无不显示出这种重组的巨大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显示了当下的文化社会状况、“知识”及话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正面临众多文化选择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寻找一个新的“位置”和“立场”，如何面对全球化与市场化带来的众多复杂的问题，如何直面今天，业已成为一系列分歧与争议的焦点。当下理论批评的不同面向正是这个时代多元性的最佳表征。因此，对于当下所出现的理论批评的不同趋向与选择的探索，也正是对我们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文化空间的探索。本文试图对当下理论批评的不同话语模式进行新的描述和概括，以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阐释框架。 二 在目前的理论批评发展中，一种“人文精神”的话语已成为文化论争的焦点，这个“中心词”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业已由文学理论批评的层面引向了更为文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之中。这个词在一系列阐发与讨论中往往被当作“有理想的”、“崇高的”、“真挚的”等等词汇的同义词加以运用。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神话，一个无所不在的语词，一个最新的文化时髦，也是一种伦理判断的前提和条件。围绕这个词所建构的一整套话语似乎在它的表述者看来具有巨大的文化魔力，它可以提供对于当下正在崛起的大众文化的最后的拒绝与否定，也可以提供一条超越当下文化问题的最为宏伟的文化想象之路。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已成为90年代中期文化论争的新的中心，它最为充分地显示了当下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问题的不同选择的意义和价值，也显示了当下文化的复杂性。 “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文化和理论的概念在90年代文化中出现，最早见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发表的由王晓明主持，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参加的讨论《旷野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在引出这一话题的一段表述中最早提出了此一概念。他指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64页）基于这样的原则，这篇对话录十分广泛地批评了9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如王朔的小说及电视剧，张艺谋电影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等，并以“旷野上的废墟”的彻底否定性的描述对“后新时期”文化进行了总体性的概括。但在这篇较为散漫的、言辞激烈的对话中主要展开的是对于90年代文化的异常阴郁的描述，而并未对“人文精神”一词的具体指涉有任何明确的表述。除了对于文化状况的激愤与焦虑之外，人们并不能从这样一篇对话中了解“人文精神”的含义。它似乎仅仅是作为一个与当下文化景观不同的超验的语词被极为含混地展开。如其中认为“不仅文学，整个人文精神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同上，第70页），“人文精神”在此似乎是广义的“文化”的同义词，此一对话的副标题似乎也是由此展开的。文中又指明“人文精神的丧失，在文艺创作上的最严重的表现，就是想象力的丧失”（同上，第66页），似乎“人文精神”乃是“想象力”的表征。但文章又认为“倘若既定的价值观念已不能担当此任，那就只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精神来”（同上，第70页）。在这里“人文精神”又等同于一种“价值观念”。在这类自相矛盾的表述中，“人文精神”并无任何具体的含义，人们也无法理解其明确的指向。这一概念在当下语境中这种极度的暧昧性一直是有关这一话语的讨论中令人困惑的问题。 1994年后，“人文精神”的概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特别是《读书》杂志1994年第3—7期连续推出了“人文精神寻思录”，主要由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一些上海文学批评家为中心，以“人文精神”的概念作为“主能指”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对话。这些对话被视为最为集中地阐释了“人文精神”的含义及其对于当下文化的巨大作用，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这些讨论提供了有关“人文精神”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若干见解，也引发了有关这一概念的广泛的争议。 在这一对话中，关于“人文精神”的具体含义，仍然无法找到任何确切的表述。它似乎指向一种知识分子的超验的价值追求，是一种无法判断也无从描述的超验的“主体”力量。它被描述为“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努力”（《读书》1994年第3期11页）。据这些人文精神的追寻者的描述，这种“人文精神”在现代历史的某一时刻业已神秘地“失落”。而正是由于此种“人文精神”的失落，构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这里最为关键的表述是“终极价值”和“内心需要”。“终极价值”的追求是由“内心需要”而达到的。它是一种信仰的结果，是知识分子通过内心的修炼而达到的超越境界。它被十分单纯地归结为“紧要的是要有信仰”（《读书》1994年第5期55页）。而一旦缺少了此种精神，“则就必然会‘率兽而食人’，人文世界变成丛林世界”（《读书》1994年第3期8页）。这些表述中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人文主义”的同义词，而是一种含混的、亘古延绵的超验的神秘精神。在这些相当暧昧的表述中，“人文精神”实际上显示出两个方面的走向： 首先，“人文精神”的话语力图超越“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和“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化实践，它力图从一种抽象的永恒“精神”中达到知识分子的最终的文化与精神的超越。这些论者提出：“这一百多年来，称得上经典之作的思想文化作品有多少，答案恐怕会令人汗颜”，“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人文精神的逐渐淡化和失落当是主要原因”（同上，第5页），“但是近代以来，作为文化主流，‘终极关怀’却失落了，即使有个别人提出‘终极关怀’，也处于被‘遮蔽’的状况”（《读书》1994年第4期73页）。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批判与否定“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话语的倾向，而此种倾向又最终是与一种极端的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相一致的。他们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过于具体地参与了社会实践而脱离了人类普遍性的轨道，最终滑向了“失落”人文精神的道路。他们对“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批评和否定，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除了那个类似‘天命’而实际仍较模糊的‘现代化’概念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否定的，而且也确实不惜一切地一再否定”（《读书》1994年第7期53页）。“过分急功近利是导致人文精神在近代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要富国强兵，要救亡，要现代化，但却忘了这一切本身不能成为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读书》1994年第4期78—79页）。这些表述都是试图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普遍性和“现代性”的诉求的不彻底性及世俗性，试图达到一种终极的“人”的抽象本质的努力。这种普遍主义被十分明确地进行了阐发：“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今天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人文精神推到最后，是普遍主义的”（《读书》1994年第3期8、9页）。这里的反思“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话语所采用的是一种彻底超越语境的、永恒的“终极价值”，他们力图以此种“终极价值”的超验性和神秘性来反抗和批判“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世俗性以及对社会实践的介入和参与。在这里，文化的“普遍性”是以一种终极的绝对性被展现出来的，因而也就超越了古今中西的任何语言／文化／历史的具体性。这些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现代性”的伟大叙事中的世俗性“现代化”诉求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而将文化的“普遍性”绝对化为一种超然的“终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