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1603)中，剧中人物庞贝在谈及果盘时说，“—个三便士左右的盘子。先生您看过这种盘子，虽然它们不是中国盘子，但也算是上好的盘子了。”①英国学者乔治·斯蒂文斯指出，“庞贝把中国盘子排除在外，这一言语表明，在莎士比亚时代，一个中国盘子肯定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器物”②。的确，在17世纪初期，虽然中国瓷器已进入英国民众的知识范畴，但由于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因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稀罕之物。至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1669年，进口至英国的瓷器只值10英镑，到1693年就增长至2675英镑。”③短短25年之间，竟然增长了将近270倍，这与光荣革命后由荷兰入主英国的玛丽二世女王不无关系。1693年，英国作家约翰·艾福林在参观完女王在汉普顿宫的瓷器藏品后，大发感慨：“我看到了女王的奇珍橱柜和瓷器收藏，真是美妙绝伦，种类丰富，数目可观……估计值4000英镑。”④玛丽二世女王对瓷器的青睐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跟风：“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各自带来了一个风尚。随着人们的效仿，它们成了城镇，实际上，成了整个王国的顶礼膜拜之物。”⑤其中一个风尚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瓷器热(china mania)。⑥据统计，在1684至1791年这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2.15亿件中国瓷器进口到了英国。⑦ 巨量中国瓷器的涌入，对18世纪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此学界已有诸多论述。⑧本文所关注的是，为了对抗中国瓷器的影响，当时的英帝国精英如何通过美学批评、道德说教、贸易鼓吹、文学想象和出访记述等方式，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茶杯中的风波”，使中国瓷器成为这一时期帝国话语政治的一个热点，从而在器物的层面拉开了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角力与冲突的序幕。 一、诗文报刊的训诫：帝国品位和道德的折损与重构 在玛丽二世女王的影响下，18世纪的英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卷入了“瓷器热”中，人们纷纷购买瓷器装点家居，有的甚至在家中建起了专门的瓷器屋。⑨《闲人》(Lounger)杂志第79期就描绘了这样一间瓷器屋，里面摆放着“成堆的盘子、堆成宝塔的杯子和碟子，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眼睛完全迷失在杂乱无章的宝塔、摇头晃脑的官人、和尚、红狮、金狗和火龙之中”⑩。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对瓷器屋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述：“许多屋子里塞满了中国的花瓶和印度的宝塔。当今，主持娱乐活动的人们都有如此癖好，开创了一时的风气。”(11)这样的风气改变了英国家庭的饮食方式和装饰风格，丰富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物质生活，绘有奇特纹饰和中国风物的瓷器更为帝国的子民带来了“怪异的快乐”(12)，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到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壮游”一番。 然而，在不少精英的眼中，以“瓷器热”为代表的“中国风”在英国的盛行，实质上已令英国民众臣服于中国人的审美品位，致使帝国在美学层面被中国入侵乃至殖民。《世界》(The World)杂志第117期刊登了一位丈夫的抱怨：在参观了某位夫人的瓷器房子后，他妻子便像着了魔一样，把祖父留下的意大利最好画师的杰作“像木头一样扔进了阁楼，为臃肿的中国瓷塔、红龙、最为丑陋或从未存在过的怪物腾出位子”(13)。英国诗人詹姆斯·柯桑在《论品位》中亦嘲讽道： 近来我们厌倦了希腊罗马， 把智慧的中国人当作样板， 欧洲艺术家过于冷静贞洁， 中国官人才是品位的模范。 神圣的佛像安放在架子上， 仙女躺在铺着棉布的椅上， 橱里满是瓷器神祇和大象， 孔夫子稳坐其中得意洋洋。(14) 这些反对之声虽各有所指，但异曲同工，均在批评当时的英国人抛弃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被欧洲人奉为圭臬的古希腊和罗马美学旨趣，致使中国品位登堂入室，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以孔夫子塑像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更是荣登了象征艺术品位的橱柜，占据了英国家庭的美学制高点，或者说在美学领域对英国家庭实现了殖民，在那里“得意洋洋”地彰显着中国物质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品位滑坡”所带来的问题不单表现在美学方面，其影响还波及道德层面。18世纪英国美学的代表人物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就认为“艺术与德行互为朋友”(15)，如果审美上出现偏差，道德也会滑坡，而中国瓷器正是败坏英国人审美能力的器物之一：“美丽的形式能(把礼貌及其行为后果)打磨得更好，而丑陋的则会使之变得野蛮……阿拉伯式的!日本!印度(16)!野蛮。怪物般的。即便是它们的塑像，令人愉快的器物、放荡的器物……没有比这个更坏的了。”(17) 诗人克里斯多夫·斯玛特在《茶罐和硬毛刷。一个寓言》(The Teapot and Scrubbing Brush.An Allegory)中，借硬毛刷之口，批评“瓷器热”给英国带来的巨大道德灾难：中国瓷器“外表光鲜，里面肮脏”，还“浸淫在丑恶和罪孽之中”；这样一个本身就有道德缺陷的器物竟在英国备受追捧，让曾出现过“贝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黄金时代”的英格兰变得乌烟瘴气，让淳朴的英国人“蜚短流长”、规矩的女士“变得淫乱”。(18) 类似批评在18世纪英国屡见不鲜，与上述诗歌、文章和书信一道，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话语政治，严厉批评以瓷器为代表的东方器物，力图解决其所引发的审美问题，以防道德滑坡，同时又努力将人们引回曾经的美好。例如，柯桑追忆着古希腊罗马品位的“冷静贞洁”，谢比尔推崇希腊的雕塑、罗马的绘画以及莎士比亚的崇高(19)，斯玛特则建议重拾伊丽莎白时代的“健康快乐”(20)，试图重构合宜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操守，使之能匹配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