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1）04—0037—04 每一门理论学科的形成都有其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般会使它成长为一个有机性十分严密的科学体系。所谓有机性，是指该学科与其研究对象，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保持着深刻的合理的必然联系，并能随对象及时代的变化调适自己的有效性，同时，其自身有严密的逻辑层递性和整体感，体现出有力而又活跃的论述力量，并且，除有机融会之外，它一般不会随意地生硬套用其他理论中的某些部分，对自身作可有可无的填充。可以说，理论学科的有机性正是该理论学科生命力的重要体现。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我们发现，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它的这种学科有机性十分薄弱。这必然会使它在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活动中处于十分奇特十分被动的地位。 一般而言，大学课程体系往往极典型地代表着相关理论学科的构成状态。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建构中，文学理论的上述缺陷体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它恪守着几十年极少变化的封闭性体系，另一方面，它又显示出选择与适应的无主性，特别是在近年来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它既要吸纳西方众多文学理论学派的理论成分，又要面对本民族深厚的文化、文论传统，一时间，拿来的东西纷繁芜杂，难以消化，原有的体系便膨胀变形。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毛病正是缺少有机性、尚未形成具有活力的学派化理论体系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大学中，文艺学的学科概念、范畴所指历来存在着一些习惯性的理解与表达错误，文艺学这个本来以文艺理论、文艺发展史、文艺批评作为三个基本子系统的学科，被狭义性地等同于文艺理论，甚至文学理论，文艺学专业实际上也就是文学理论专业。表面看这仿佛只是概念的习惯性误置，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且会带来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许多负面影响，使它更多地向着空洞化、单一化和非学理化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将文艺学等同于文学理论，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故意强化文艺理论重要性导致的结果。它源出于前苏联，是前苏联政治化人文社会科学活动的产物。在那个时代，正如卢卡契所说，人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必定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它既不是从康德那儿，也不是从任何别的地方继承而来的。”[1 ]这种理解，再加上文学理论所具有的天然的方法论和指导性色彩的潜在作用，苏联的文学理论逐渐高踞于其他相关的人文学科之首，甚至覆盖、遮蔽了其他学科。其极端化发展的结果之一，便是造就了文艺学等同于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在人们观念上膨胀增大的倾向。但观念并不等于现实，文学理论的方法论及指导性价值也并不能脱离它对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等学科的依赖而存在，被抽空了现象与学科丰富性的文艺学尽管占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心地位，其实并不能获得更多的源自学科本体的有机性与活力，它的那种奇特的看似强大的“学科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借助于外在因素（比如政治等）的支撑才能维持，一旦这些外力不能或不愿给它提供有效支持，其理论便会处于危机境地。尤为突出的是，第二，这种观念却一直在苏联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被“合理”地推行。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定位于“如何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如何把储藏在文学里面的巨大精神食粮尽量输送给最广大的群众”[2]， 成为“经典”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学习苏联，文学理论学科设置以及学科内容、范畴体系也照搬苏联模式，当时，翻译介绍了许多苏联文艺论著，其中影响巨大的就是季摩耶夫的《文学原理》；苏联文论专家毕达柯夫、柯尔尊等也到中国开课讲学，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文艺学教师。结果，苏联文艺学模式在中国移植成形，中国文学理论也开始逐步步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心。多年来，文学理论一直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首思之，显而易见，文学理论在步入主流话语中心之时，是以失去学科独立性和自身内在有机性作为代价的。当它可以作为种种工具、手段运用，肯定意味着其内在构成已经目的化、功利化，它的逻辑起点也已经偏离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有的学理基础。这种现象延续下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的有机性自然要大大减弱，在当下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它必然会处于理论老化、言说不力、难以适应的文化境地。 从内在构成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有机性的薄弱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1）基本理论平泛化甚至庸常化， 缺少构成学派的理论基础。回顾历史，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话语支点总是一定的哲学美学理论，一般说来没有普泛的文学理论，即可以运用任何哲学美学资源建构自身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当然，也不可能存在没有理论资源的文学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意味着它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获取理论资源的。然而，在苏联模式中，由于特殊的文化及政治背景，文学理论的理论资源更多的是列宁的意识形态反映论、近代俄国及欧洲的现实主义美学，此外，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文化规范力量也有力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中，并深刻地影响着规范着它的话语方式，使它也成为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文学艺术视为实现社会理想的直接手段）。这样一来，受苏联影响的中国文学理论，便也始终以现实—本质—反映作为逻辑起点，以功利目的论作为旨归，以“他律”而非“自律”方式发展，讲求整体一致性、典型性、规范性、代表性……结果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十分重要的个性、自主性、多样化以及复杂的创作心理、本文构成、批评和接受方式的多种可能都被忽视、排斥或者简单化处理。也就是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活性成分（譬如它的方法论、它对世界的实践——精神掌握方式、人的本质求索、人性复归及人的全面发展、艺术生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等等极富人文色彩的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充分地体现，加之庸俗社会学思维的流行，急功近利的艺术观念的限制，实际上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哲学美学资源变得十分单调单薄，其理论话语当然只能带上空洞、平泛、庸常、大而化之的色彩，难以从一个角度，更不要说从整体上对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系统地阐述。说到底，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缺少构成学派的理论基础，这种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美学状态可以是多样的，但必须是有机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抽空其活性成分，否则它决不可能为文学理论提供有效的话语资源与话语支点。波普尔说过“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3 ]从方法论角度理解波普尔的这种说法，有利于我们思考文学理论学科有机性的构成。大而化之、普遍性极广的理论似乎什么都可以说明， 但实际上什么都说明不了。（2）脱离创作实际，与其对象世界相分离，因而既难以指导创作，也难以阐述创作。由于长期以来位于主流意识形态中心，渗透政治话语的内容与方式，对于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论总是注重观念规范与方向引导，以特定的理论倡导君临作家作品及一切文学现象，满足于为创作划定走向、方法甚至基本程序，而不是从创作的复杂过程与多样性出发，从文本的具体感受与解读出发，把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这个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存在基础放在第一位，充分尊重作家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这样一来，作家只有服从“理论”的义务，而无突破与创新的余地与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与创作实际相脱离，二者不能形成有机联系，理论便成为干巴巴的教条和仅具限制性的框框。同时，由于在观念上形成文艺学就是文学理论，从文艺学领域中剔出了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体系、思维方式便逐渐少了直接和间接的文学史意识与视野，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与视野，久之，便在整体上与中国文学传统相分离。可以说，在众多人文学科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体系所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文论色彩最为淡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用苏联的、当代的模式加以框定、诠释，结果支离破碎，全然已无中国文化韵味。中国古代文论成为与文学原理似乎并无内在联系的孤立的学科。这种奇特的现象，对于生活在汉语里，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中国作家而言，其启发性之小是可想而知的。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精神、韵味与话语方式的缺失，我们不能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是完整的有机的体系。（3）结构形式松散，论述缺少紧凑的逻辑。 文学理论文本的结构与论述逻辑在整体上取决于它所依凭的哲学美学理论，在具体设置中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即文学本身。由于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与概念，而不是充分汲取其活性成分，再加上庸俗社会学思维和功利观念的渗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学科结构多年来在整体上始终局限于几大板块组合，即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表达细致一点，再加上作品论、发展论等。看似全面，但并未基于有机的整体思想，类似于一个大拼盘，缺少深入紧密的逻辑联系与呼应，而这正是文学理论体系最为需要的，因为优秀文学从来就不是单一导因的产物，孤立静止、缺少辩证思维的阐述必如隔鞋挠痒难得要点。M.H.阿布拉姆斯曾经提出文学四要说，他认为文学由作品、作家、宇宙、读者四要素有机构成，它们循环往复密不可分， 形成动态体系，[4]这个观点也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具体到文学理论体系构成中，人们则保持思维惯性，追求的仍是板块对应而非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分而治之，违背文学的有机性，便难以体现文学之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