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往往不是按照人们的预想而起大澜巨波的。谁会料想两年之前“人文精神的危机”的文章竟引发了一场规模颇大、时续甚久的论争。这场讨论并不是某些“好事者”的“炒做”，有它出现的客观原因。我记得1993年6 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几位中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与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并没有什么错。我想，问题不在提倡人文精神，而是出自“讨论”上。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时期的富有激情的批判转化为清醒的建设。现在冒昧写下近读一些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算作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2.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的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当初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提出的，但完全不必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有形无形的对立物。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使它在颤动中不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钱，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奇耻大辱的文学家们，也有的被弄得斯文扫地。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的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一切产品衡量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侵入了文学的肌体。于是，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于市俗，通俗降格为媚俗，价值关系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虽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要求的自由平等竞争原则也给文学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气。 顺便提一下，统观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恰恰相反，世界文学中的许多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高品位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因子。 3.人文精神的提出是针对两大背景的，一是如上所述的市场经济背景，另一则是思想文化背景。它出自不满意于文学、文化以至文化人某种精神萎缩的现状，希图在人文精神呐喊中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言，这场讨论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自我救赎与思想文化的拯救。讨论中提出重建人格理想与终极关怀是积极的，但建立什么样的信念、理想价值观，似乎显得模糊或抽象。我觉得，一个民族理想价值体系的营造，是以特定文化背景与思想脉络为依托的。今日谈思想文化背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三大方面：其一，民族传统文化。人文精神讨论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鲜明态度，而是热心回到中华古老文化典籍寻找“人文”二字的出处，编重于从“国学”传统中探求解脱精神文化危机的妙方。人文精神倡导者不一定参与“国学热”，但人文精神讨论与近年国内外“新儒学热”却是呼应的。提倡“新儒学”或“国学”的，有的几乎将它推至“偶像化”而顶礼膜拜，有的甚至将那渗浸封建意识的“24孝图”也叫人效法。著名学者李一氓给蔡尚思教授信中尖锐指出，现在看见孔子哲学仍然横行天下，使人瞠目以对。儒学文化有精华，但其“三纲五常”礼序之道，强调尊卑贵贱与严格等级制度，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亟须的进取意识与竞争活力，显然是一种束缚与扼制。 其二，西方与世界文化。一个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跃动脚步的民族，不能不面向今天的世界。当批判“全盘西化”时，我们同时要吸取西方与世界优秀文化营养。在后一方面，我觉得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吸纳与选择西方文化时的单一性表面性片面性：往往接受一些学科理论原初的还不成熟的东西，而忽视它后来发展变化了的比较完善的理论，取用它的负面反倒将其正面的弃之不顾；膜拜或推崇一家之言却未能博采众家之长。譬如说，弗洛伊德学说输入之后，许多作品对“本我”性欲的赤裸展览，居然誉为生命意识的昂然。其实，西方学术界都认为，如将弗氏学说作为第一思潮，华生的行为主义则是第二思潮，而马斯洛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则进入了第三思潮。汉斯·科赫说：“如果陷进弗洛伊德对待精神生活纯生物观点的圈套，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并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想象来再现人的个性。”（《马克思主义与美学》） 其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它对于重建人文精神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有谁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对于市场经济消极面的解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分析，究竟有哪些人哪些学派比它阐论得更准确更犀利更深刻呢？人文精神讨论中如果能够更多地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从中吸取营养，那将更有益于重铸现代信念、理想价值体系。 自近现代始，每当历史处于转折与转型期，如何对待上述文化形态往往发生尖锐的论争。批评者所以认为人文讨论失之浮躁与空泛，批判火力虽猛却过于感情宣泄，呼唤理性与理想但少了点理论建树，以至连人文精神的准确内涵也自说自话。我觉得主因之一恰恰是由于疏离了文化背景与时代思想要素。 4.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因痛感文学的失血状态而提倡的，可是进入热火朝天讨论时，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之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国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争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文学的实际。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且不说那些低级污秽的，就从文学层次说，虽有好看的小说但鲜乏深有思想的小说；有形形色色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厚重作品，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个性化，却稀有时代性历史感的巨作。不过，当拨开平淡或平庸的层面，静下心来阅读，你会发现近年来文学潜动着回升。这回升不是那种具有轰动效应的样式，而是透露出内在渗润人文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写生存与为人生二者的融合。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虽然关注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但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有些作品撂在一边了。为人生，乃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笔者曾多次提出，写生存与为人生二者不是对立的而应融汇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它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此类小说并不鲜见，如曾写《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在原汁原味生存状态中透出人生道德意蕴。“新写实”曾排斥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题目本身就寓示它追询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其新作《化蝶为蛹》所写的一个私营企业家的命运变迁，展示了他们正在告别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愚昧生活方式而重新选择新的生存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卓异独特的风度，而她的《一波三折》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卢小波复仇的“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