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早期的艺术批评比较关注形式与情感因素一样，所谓当代艺术的综合理论研究则着眼于观念表征意义上的商品化。但是，尽管存在着无意而为的相似性，这种想法却并没有被经常用于分析研究，不论是诸如此类或是关乎特殊的艺术暗示。然而，马克思这样说道：“一件商品初看起来，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外观所呈现出的琐碎细节，而且较易于理解。但是，对此的进一步分析却显示，实际上，商品是一件充满着玄妙神秘意味的优雅奇异之物”。(马克思 1974，76) 商品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于是它与艺术实践的关联必须被建构起来。在这一关键点上，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艺术已经深刻而普遍地打上了商品化的烙印，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的教科书上所要去强调的。一方面，这种商品化的印记从艺术家对商品世界的描绘一直延伸到对商品化效应有意味的多元表述中(比如它对自我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艺术生产体制本身也已经被商品化了。在目前的状态下，处于生产体制与经济体系内的商品，它们明显地区别于独立、纯粹、自由这类修辞形态，并开始从根本上挑战现代主义艺术的产品，这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现象。 换句话说，商品化在现代艺术的各个层面上都反映出来，包括象征方面和材料方面，艺术品通过对世界的描绘而产生的意义，以及其本身的存在方式。然而，这又是一个现代艺术的悖论，既招致许多随之而来的对于其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神秘主义的批评，而与此同时，现代主义艺术的商品化价值却随着其作品各方面的现实性的消减而不断增长。正像从描述到表达的这种普遍的转向，实际上却隐匿了作为现代艺术首要主题的商品化，以至于强烈而鲜明的风格恰恰掩盖了作为艺术品条件之一的商品性。 与上述发展趋势的形式一致，如今我们正在看到，那曾经掩于尘埃之物重新显现。随着现代主义光芒的褪色，商品的两重性渐渐扩张到了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狂热地迷恋商品，它不再对这种现象感到忧心忡忡，而是急切地把商品奉为自己的主题和形态。后现代主义者无视所谓的朴素稳重，以及现代主义那种了无情趣的精英意识。后现代的消费者可以毫不歉疚地同时享受着美和物质。在商业文明环境中，被现代主义所冷落的满足和喜悦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取。于是，任何有关商品化与艺术关系的思考便必须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就艺术的意义而言，今天已成为商品的艺术形态的影响是什么。 这是一个尚有疑问的领域，也是一个超越了现存语言的极其重要的、富有前瞻性的领域。不过，它非常强调商品化对于艺术之意义的判断，而问题的核心则在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由的神话不仅与商品化的物质形态相关，也与对前卫艺术的追求即引发批评的企图相关。而更尖锐的措辞是，就作为批评的要求而言，我们的问题关涉了作为商品的艺术的物质形态的影响和后果。那些无处不在的商品化，到底还能留给关乎志向的批评艺术多少空间呢，如果当真有的话？自由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明朗，前者通常被解释成相当于后者在现代艺术中的缺席。然而，另一种可能性却是并非如此，事实上它只是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比如在不同的商品文化状态中。这暗示着一种维护现代主义，并批评商品化艺术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去理睬它。如果不这样，那就将其置于(道德)立场，将其视作从深刻而永恒的人性价值的体系中分离出的东西。这样的争辩虽然有点古板，却并非是必定错误的。而对此有利的是，它在作为历史形态的商品化以及永恒人性之间，赋予艺术以重要地位，于是我们得以建构起当下经验与早期经验或其他文化经验的关联。相反，它也可能被设置成一个非常逼真的理想主义陷阱，其高尚的情怀由于财富与闲暇的突然介入而孤立于商品化之外。财富与闲暇一直被理想主义所轻视，被当作与人性价值的密切关联中分离出去的东西。可能这样的问题我们宁愿只是默认，而不希望去作出决定。然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商品的反思吸引了我。 不过，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经济学基础上，即使仅仅只是揭示商品是如何经过长途跋涉，最终侵占了文化领域的空间。商品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在市场上用来换取金钱或其他商品的。在它最终被消费之前，它通常要被生产出来，或要适应于某种生产力方式，或要被挑选出来用于交换。为着个人消费目的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商品”是用来指称这样一种产品的术语，即当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 然而，在那些少得可怜的定义之外，“商品”这个术语只是以特定的方式出现在那些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中，而且和多种形式的意义有关，特别是批评的意义。自从“商品”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文化论争中开始，这些意义就一直伴随着它。因为进入文化论争的有关商品化的观点的出现，并不是简单而直接地从当代经济学论文中借鉴过来的结果。 C·A·格雷戈里曾区别过两类经济论文的形式，后一种形式不断地挑战并最终在19世纪末取代了前一种形式。被取代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比如法国的弗朗索瓦·奎内、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尽管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模式)。随着1870年以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这种典型范例被突然兴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不断堕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颠覆。在整个20世纪里，经济学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普遍规则。至少在西方世界，早期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追随者，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与我们当前任务的关联是，“商品”这个术语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图式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在现代经济学里，它被货品这个概念所取代。两者之间的区分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是围绕着被抽取出来的个体的概念建构起来的，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中，个体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占有其所希望拥有的货品量，比如在他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所有货品的情况下。在经济学的概念图式里，调节有限货品和无限期望的满意程度的管理机制，就是市场。但是，政治经济学却并非要假定这样一种所有个体都拼命争夺货品的情境，它只是希图通过生产过剩现象来解释社会经济体制的再生产。它注意到了一点，我们所探讨的社会并不是由原子的人所组成的，而是由阶级组成的。用格雷戈里的话说，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通过商品现象把物的表象与生产领域中的阶级关系结合起来”。(格雷戈里 1982，7-8)虽然“商品”这个术语主要使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里，但它也在各种基本货品——比如食品、原材料等——的交易中显示出特殊的意义。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对商品的批判分析以及它对社会的隐喻不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里，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了我们社会中的主导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商品作为对资本主义总体生产方式的基本分析的一部分，被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成为了如今的论文经常使用的术语，最近几年它被还广泛地应用于文化研究的论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