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约465～521)《文心雕龙·序志篇》为其文学理论批评自订四项原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①其中“释名彰义”是最为基本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文学的定义尚未厘清，文学的追源溯流、识深鉴奥从何谈起？而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其语义歧出、情志纠结之处正是关于“文学”的释名彰义：既有古今中西之异，亦有狭义广义之别。当学界为着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而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之时，却忘记了几乎所有的文学教科书都会提及的一条常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以为，这条常识性定义既可通约中西亦能融贯古今还可兼顾广狭。《文心雕龙·原道篇》对“文学”的释名彰义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心”不是文心而是天地之心即人，这里的“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即文字。有了人就有了文字，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学，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西学背景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先在性存有学科预设：“文学”与“语言”分属不同的学科；再往下，“语言”与“文字”亦须囿别区分。20世纪初，随着西方哲学及文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文学”与“语言”的壁垒被拆解；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思潮兴起，“语言”与“文字”相互越界。在索绪尔(1857～1913)那里，文字与语言还是外与内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表现②；而到了德里达(1930～2004)，其《论文字学》解构外/内二分，认为“文字并非言语的‘图画’或‘记号’，它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而这种言语本质上已经成了文字”③，故“文字学涵盖广阔的领域”，甚至可以用文字学替代语言学，从而“给文字理论提供机会以对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抑和对语言学的依附关系”④。逻各斯中心又称语音中心，声音使意义出场，不同于汉字的书写使意义出场。 当我们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来讲汉语“文学”时，也是可以用“文字”来代替“语言”的。个中缘由，除了受德里达后现代立场的启示，更为基本的是出于对本土前现代学术传统的理解。口诵之语言与笔书之文字，在西方并无太大差别，故他们的语言学也就是文字学。汉语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唐兰(1901～1979)《中国文字学》指出：“中国文字是注音的，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而中国“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西汉人称之为“小学”)⑤。因此，对于汉语“文学”而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与“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讨论汉语“文学”字生性特征的学理前提。 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 在汉语“文学”已经遭遇现代化(西化)的20世纪初，章太炎(1868～1936)给“文学”做出如下界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⑥从字面上看，章太炎似将“文学”与“文字学”等同；究其奥义，则是从源头(竹帛)处找到汉语“文学”与“文字”的内在关联。按照陈梦家(1911～1966)的说法，汉代以前“文字”的名称经过三个时期：首称文字为“文”(如《左传》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和“于文皿虫为蛊”)，次称文字为“名”(如《论语》“必也正名乎”，皇疏引郑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末称“文”“名”为“文字”(如秦始皇《琅琊台刻石》“同书文字”)并沿用至今。⑦章太炎亦称“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可见文字包括了“文”“名”“言”“辞”等，故本文探讨汉语“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对“字”的使用是广义上的：在文学的产生、生成乃至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汉语的文字扮演着“文”明以健、“名”正言顺、一“言”九鼎、“辞”动天下之角色。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的“文学”定义，还就“文”与“彣”，“文章”与“彣彰”之关联作出辨析：“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⑧“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讨论“文学”的一大传统。这里的“准”既有标准、法式之义，亦有本根、源起之义。刘勰著《文心雕龙》，专门辟有《练字》一篇，叙述“字”的历史，表彰“字”的伟绩，楬橥“字”的诸种功能。《练字篇》论“字”从苍颉造字说起：“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苍颉造字是华夏文明史上伟大的文化事件，动天地泣鬼神，孳文明乳文化。汉字的历史也就是汉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历史，汉字的功绩也就是汉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功绩，故《文心雕龙·序志篇》讲文学之功德时称“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亦即《练字篇》所言“官治民察”。刘勰之前，东汉许慎(约56～147)《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赜)而不可乱也’。”⑨许慎“故曰”所引两段文字，前者出自《论语·学而篇》，后者出自《周易·系辞上传》。由此可见，从《论语》到《易传》，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中华元典对“字”之文学及文化本根义的体认是一以贯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