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31X(2018)02-0079-07 作为一种具有历史规定性的审美思潮，文学消费主义的繁荣发展总是有赖于某种特定历史语境的强力支援。特定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其中的商品经济关系是否发达直接决定着文学消费主义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则这种合法性的程度又如何？关于特定历史语境与某种对象存在权利的关系，马克思曾经表述过这样的观点，“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就文学消费主义而言，这就意味着，只有当以市场经济关系、商品文化与消费性生活趣味等为内容的生产方式开始成为整个社会主导性的问题框架时，文学消费主义才可能从主体心理结构、时代精神与生活方式等层面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否则，文学消费主义就很难成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主要问题意识。正是基于问题的这种情况，所以早期的文学消费主义虽然能在上海获得某种有限的繁荣，但是就当时总体性的生产方式而言，自然经济关系仍然居于宰制地位，因此，文学消费主义在上海的繁荣只能是某种局部性的与有限性的观念自觉。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乃至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一仍其旧，甚至在很多极端时候因为高度集中单一的计划经济关系对于商品经济关系的人为取消和敌视还退回到了海派文学以前的水平，这种情况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有所改观。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举措才从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等方面为文学消费主义大规模的兴盛提供了语境支持。就此而言，阐释“文革”之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体制与文化观念等的基本性质与转型特点就意味着从另一种意义上对于文学消费主义的当代言说。 一、文学消费主义的后“文革”语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存在成熟形态的文学消费主义思潮，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并不具备文学消费主义思潮所赖以生存的成熟的客观基础、主体条件和社会心理结构，即较为完善成熟的商品或市场经济关系、消费思想以及以满足物质和精神双重需要为核心诉求的时代意识与社会心理基础。换言之，基于当时国家和人们的主要历史诉求在于批判反思“文革”与重构社会秩序，所以当务之急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拨乱反正，以便建构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与新的范式路径。相较之下，从正面来建构某种具有消费意味的社会生活语境与情感思想并不具有优先的意义，至少就当时而言情况只能如此，并且即便作为某种次要的社会关切也只是作为某种不自觉的社会潜文本来看待。但是，问题的辩证之处恰恰在于，对于“文革”的历史解构与建构包括消费思想在内新的社会思想文化语境是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的，从理论预设与自觉选择的意义上来说，拨乱反正的一系列举措显然是直接从否定“文革”的意义上来立论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以及作为这种批判否定的社会效应，某种草创形态或者萌芽形式的文学消费主义思想却又得益于这样的社会语境而展示了成长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批判否定“文革”与拨乱反正的总体性问题域与各个具体生活领域中，人们都可以寻绎出消费文学思潮或者消费性文学观念的意义痕迹。 后“文革”语境间接催生了消费文学思潮生长的可能性。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文革”文本的一种非连续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新时期从两个层面对“文革”进行了解构，首先是从总体上批判“文革”政治专制主义与“唯阶级斗争论”意识形态的错误路线，从实体性和技术性层面取消“文革”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话语对于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非法宰制状态；其次是思想意识层面的批判反思，基于观念意识的保守性与滞后性，“文革”政治体制作为一种物质性的统治力量虽然被解构了，但是它所推行的“左”的指导思想依然使人们笼罩在错误的思想阴霾中，因此，从思想观念层面继续批判解构“文革”流毒就成了新时期政治反思的主要内容。就前者而言，“文革”体制的解构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总体性框架与政治路线的确立，这就为包括消费文学思潮在内的各种新的事物与生活方式的存在提供了宏观语境的合法性支持，而在此前的“文革”语境中，除却政治专制主义与阶级斗争话语之外，其他不容于这种政治模式的事物与生活方式都被冠以各种错误政治名称而被取消了存在的权利。就后者而言，只有解除“左”的观念对于人们思想意识、情感意志与身体存在的压制与规训，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与人的形象才可能被建构，而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新时期之为新时期的本体论依据与特定身份规定。为此目的，中央密集采取了一系列后续的重大举措，以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根除“文革”的符号意义，廓清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与思想基础。1977年8月召开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意味着“文革”运动的历史终结，正式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开始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全民大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的高度政治化与禁欲主义批判渐次成为政治反思、经济改革特别是文学书写与思考的主要问题意识之一，因为此前“文革”所强行推崇的高度政治符号化、抽象理性化与革命禁欲主义政策使得人的形象遭到严重的异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也被篡改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批斗的竞技场，除却两者的空洞能指之外，它们所蕴含的丰富复杂的世俗内容与全面的人性诉求已然被置换成了抽象而单一的政治性符码。而这恰恰从最大限度上违背了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人们生活的现实期待与实践诉求，因为我国当时生产力的较为落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仅仅是特定时限与特定范围内的革命任务，而社会更重要与更基本的任务则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以解除政治禁欲主义对于人的身体与思想的二重化宰制，因此，当时最大的现实与真理就是动员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建构一种有利于促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历史语境与时代意识，在这样的意义上，消费文学思潮就不但具有了某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潜在地具有引导国家、社会和普通群众重视大力发展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的实践意义。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2]12与此同时，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向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与人们群众生活的主要关切。更进一步，会议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与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2]12虽然会议文本并未明确“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观念”“消费思想与消费文化”“世俗生活与文化趣味”等诸多关乎文学消费主义的关联意向的提法，但是某种蕴含消费文学元素乃至文学消费主义的思潮已经通过文学总体性思想解放的维度从社会总体性的世俗转型过程中呼之欲出了。
